从2014年4月李克强总理在博鳌亚洲论坛期间呼吁尽早成立亚投行开始，目前已有超过35个国家加入或表示可能加入这家由中国主导的银行，其中还包括一些主要的欧洲国家和美国盟国。亚投行将自身定位为一个多边开发银行，以为亚洲基建投资提供融资为使命。在成员国构成上，它力求吸纳新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经济体，成为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跨国金融机构。这一性质使得亚投行未来将与现有跨国金融机构（例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互相竞争又相互补充，成为亚洲乃至全球发展融资的重要平台。值得一提的是，亚投行还将视自己为“商业性”银行，而非纯粹的发展援助机构。虽然在创建初期，它将主要为公共部门的基建项目提供融资。但未来它可能考虑设立信托基金，为私营部门项目提供融资，并将引入公私合作（PPP）模式融资。由于重视商业利益，亚投行的贷款及援助政策将与传统多边开发银行不同。

看基建投资和融资的实践来看，作为多边开发银行的成员，其成员国往往享有优先获得贷款或竞标项目的特权。尽管亚投行相关细则尚未公布，但预料它是将遵循类似原则。因此，对于已经参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相关基建项目的发达经济体而言，亚太地区的基建项目有着强大的商业吸引力。随着更多发达国家加入亚投行，发达国家的企业也将参与竞标亚洲的基建项目，与中国企业竞争竞标。引入竞争之后，它不仅可以向这些国家提供中国的技术和经验，还能引入发达经济体更为透明和成熟的政策和实战经验，从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最佳的基础设施建设经验和最有效的方法。

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刘利刚博士认为，“亚投行的背后，是中国硬软实力的提升，也是中国影响力的崛起。它与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配合，不仅将帮助中国资本和经济发展经验走出去，也将成为中国建设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新实践。亚投行必将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将有利于中国获得更大的市场，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繁荣，也并帮助中国更好地利用其庞大的外汇储备。更重要的是，随着未来亚洲地区基建和发展融资竞争日益激烈，中国可以通过亚投行分享其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成功经验， 如果运营正确，亚投行将为亚洲的基础设施融资的开辟新途径。对于崛起中的中国，这不仅是作为大国应承担的责任和使命，也将让中国在建构世界经济和金融秩序中真正发挥‘中国影响力’。”

世界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张茉楠更是认为，“随着全球经济重心‘东移’，以及欧盟‘向东看’，特别是中国提出共建跨亚欧‘丝绸之路经济带’和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成为联系亚欧两个大陆的‘纽带’，构架起亚欧经贸合作之桥。亚欧在市场、资源、技术上各有优势，应利用相互毗邻的地缘关系，建立和健全亚洲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增强区域经济的内生动力和抗风险能力，全面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亚欧可持续性、创新性、均衡性和开放性发展，促进亚欧经济一体化进程。以中欧合作为例，中欧经济总量相加占全球的三分之一。”

投资回报需谨慎考量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估算，2010-2020年亚太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将需要高达8万亿美元的融资。如果将已在规划中的项目和优先考虑的的项目计入其中，亚太地区每年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投资总额约为7，500亿美元。现在很多人在为“一带一路”所囊括的所有国家数目和GDP总量而雀跃，并认为这对基础建设投资将带来史无前例的机会。然而在笔者算过一笔账之后，内心一下子沉重起来。早在2000年之后，中国投资开始向中西部发展，投资中心主要围绕高速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然而这些项目的回报率往往在4-6%之间，远远达不到银行债务的利息增长，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项目不仅没有完成成本回收，利润回报更是降到了2-3%，笔者不禁要为“一路一带”的发展堪忧起来。

交银国际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策略师洪灏也表示出类似的担忧，“‘一带一路’计划成本很高，中国一直以来与这些国家有贸易来往，然而现在中国需要对这些新增大量的投资以延续已有的贸易往来，在这些新的投资机会里，贸易的增长必须要补偿新的资本投入。虽然表面上亚投行由于广泛的西方国家参与而旗开得胜，然而这些国家的对开发发展中国家的责任是否和他们从亚投行的收益相称仍然有待观察。这种地区投资风险还体现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上，以俄罗斯为例，其一直在试图建立一个欧亚经济联盟以谋取区域地位，而随着中国的财政实力和在中亚地区的各种计划，如上海合作组织，丝绸之路基金以及现在亚投行，中国似乎开始削减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领先优势，也因此放大了和俄罗斯利益不一致的风险。毕竟，中国还是需要从俄罗斯进口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俄罗斯的迟迟不申请加入亚投行恰恰就是这样风险的提示。此外，许多包括在”一带一路“计划里的国家面临着不稳定的地域风险，而且信用评级较低。”

笔者仿佛看到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的“四万亿”刺激似乎又将重演，彼时各地在四万亿投资的过度刺激下，未经严格论证就快速上马了大量的项目，结果导致了严重的产能过剩。中国地方政府和融资平台累积了巨额的债务，巨大的偿债压力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和改革的后续发展带来了较大诟病。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两会期间透露，今后绝大部分地方都要准备自发自还。今年整个地方政府最终需要偿还的债务规模在12万亿元-13万亿元。虽然中央政府已经着手启动置换债券计划，但不少专家认为，1万亿元的置换债券额度明显不够，“亚投行”始终脱离不了银行属性，故而大笔资金进入到这些领域，未必不会造成新的地方债务雪球的产生，这将无疑让本已疲惫不堪的中国地方政府经济环境雪上加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