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简称的“一带一路”,已经成为当下重大的国际话题。除了经济、外交的解读,也可以从天下观角度对“一带一路”进行文化解读。从中国秦汉时期开始,逐渐成型的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是当下“一带一路”成型的历史溯源与文化对接。而中国的天下观,不仅可以解释古代丝绸之路的繁荣,也可以解释今“一带一路” 举措的出台及其发展走向。
中国的传统典籍《大学》中讲,治国之后的目标是平天下。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跻身全球第二位,并且按照创造“金砖四国”概念的美国高盛集团的推测,到2039年中国很可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从国家来看,治国之路已然成型。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于是一个综合国力蒸蒸日上的中国,可以出台举措兼济天下了。“一带一路”的推出,亚投行的组建,都有这种情怀在内。
天下观,是中国文化重要的思想内核。同时天下观所涵盖的层面也是相当广泛的,既是文化理念,也是政治理念,还是地理观念。文化理念中的天下,民众本身构成了天下的根本与主体,或者说万民即是天下。而一个好的天下是所有民众集体福祉的实现,所以《礼记》中设想的人类理想社会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政治理念中的天下,天下是超越国家的。
这既体现在孟子所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也体现在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所明确区分的亡国与亡天下之别。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讲,“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再从地理观念来看,天下是没有确切的地域边界的,如《中庸》所讲,“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那便是天下的范围,即凡是能够被人认知的地域范围都是天下。
不可否认,中国的天下观是一个杂糅的观念,看似难以进行现代逻辑上的条分缕析,但在天下观的视野之下,无论是对人际关系的认知还是对国际关系的认知,倡导的都是和平、向善、整体福利,或者用中国的传统语言来界定,天下观是民本主义的。这不同于1648年从欧洲开始确立的主权国家原则。主权原则是国本主义的,从创立伊始就将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权力政治理念、国家利益意识暗藏于主权原则之中。
当然,在今天主权原则的政治合法性至高无上的情况之下,没有人能否认主权原则的有效性,也没有人能简单便捷地寻找到突破主权原则的途径,但在国际政治的实践中仍可以推出和平、向善、有利于整体福利的举措。“一带一路”就可以看成是这种举措之一。
以天下观来审视“一带一路”的思想文化内涵,一些之前的疑问便也不再成为疑问。比如,“一带一路”沿线包括哪些国家这个问题,我们为何一定要确定明确的地域划分与国家指涉呢?尽管如今的“一带一路”战略是由中国政府提出和推动的,但是其指涉则在天下而非国家。因而愿意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和地区都是“一带一路”的参与者,都在“一带一路”的地理涵盖范围之内。再比如,“一带一路”是否有强权色彩?这一点显然是否定的。
在中国人思维中的“平天下”,不是以硬实力打天下,而是以软实力融合天下。所谓“平”,也是讲将个体之力贡献于天下,强调的是主观上的良性作为。在天下之下,万民也好,万国也好,如何才是最好的相处方式呢?按照中国人一以贯之的想法,无非三个字——“和为贵”。
这三个字最早出自《论语》,按照宋朝大儒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的诠释,将“和”解释为“从容不迫”之意,从容不迫是从自然法则出发得出的人类社会法则,因而强调的不是你争我夺的霸权政治与权力对比,而是各司其职、各尽其力,达至于社会和谐。因而,“一带一路”最终的指向是一种融合性的全球化,是民本的而非国本的。
一个国家再强大,也无法与这个国家之外的天下联合体相抗衡。国家强大之后的平天下之举,应该是以天下的整体福利为目标,大国应该对小国进行帮助,行友善之举。这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以小事大者畏天,而能保其国;以大事小者乐天,而能保天下”。
在“一带一路”以经济为纽带关联起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天下时,中国如何同时将平和、民本、无争、从容不迫的天下观一同展现给这个世界,也是应该思考和实践的。天下大同虽路漫漫其修远兮,但却值得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