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是一个大构想，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对于推动世界各国共赢互利、互联互通、互信互助有着积极的作用。南传佛教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它可以成为我国战略体系的一个战略支点。
如何发挥南传佛教的战略支点作用
一、正视地缘文化一体化效应的存在，正确对待并因势利导
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21世纪，国际社会的发展呈现出许多新的趋势。宗教在全球化体系中的作用开始得以显现。这尤其表现为宗教的地缘文化因素对于国际秩序、区域一体化以及国家间关系的构建作用日益明显，影响和作用越来越大，地缘文化成为国际舞台的第三战场。就云南而言，以东南亚地缘、族源、亲缘，乃至教缘关系为主，构成了特殊的地缘文化体系。随着近年来我国国际合作、交往的密切，地缘文化作为一种变量，日益成为国家、国际组织等行为体促进自身国际竞争力提升、发展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关系需要考量的重要战略性因素。而南传佛教则开始逐渐凸显为跨境民族文化交流活动的主要影响因素。
跨境民族文化的传播容易形成地缘文化的认同。民族文化的相通性是云南与周边东南亚国家共同的现象。据不完全统计，云南的跨境民族有16个，为全国之最，这种复杂而交错跨居的民族分布构成了中国西南边疆特有的地缘政治和跨境民族文化模式。跨境而居的民族，彼此间有天然的族源认同和文化认同，为文化在不同国度间的传播和交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因此，跨境民族文化传播在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在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的民族中，傣族是主体民族，在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于傣族与境外傣族具有明显的“亲缘关系”，在13、14世纪后，东南亚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圈逐渐形成，并通过民族文化交流的平台进入云南。例如，据上世纪50年代尚存于勐混总佛寺内的《佛陀之教史话》中记载：佛教自缅甸孟族地区传入西双版纳，建立了第一所佛寺——袜坝姐，其时为傣历纪元前23年。虽然这一记载的可靠性还待进一步核实，但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佛教与缅甸佛教在历史进程中的密切关系。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由于云南信仰南传佛教的大部分地区在国家地理疆域结构中处于边疆地位，在文化认同层面，形成了对南传佛教文化的高度认同。以地缘文化为交流平台的宗教信仰就沿袭历史，仍然以跨领域的泰国、缅甸南传佛教文化为主。从文化格局的分布来看，由于地缘、族缘和亲缘关系等原因形成文化一体化效应是正常现象，在内地常以差序格局形式出现，但在云南与东南亚各国接壤地区，虽然并未形成差序格局的特征，但也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就云南南传佛教信仰区域来看，其形成了以族缘、亲缘和地缘认同为主的地缘文化一体化效应，即以族缘认同为深层纽带，地缘关系为辅的文化交流关系。具体而言，就是形成了以傣泰族群文化为主，辐射周围布朗族、阿昌族、德昂族和部分佤族、彝族的南传佛教文化圈。在进行佛教活动时，虽然在不同地域有地域性特征和民族性特征，但是其文化核心却是南传佛教，从而逐渐形成地缘文化一体化效应。对此，应该因势利导，以此为契机，积极搭建文化交流平台，努力将中国话语权融入其中，产生中国—东南亚地缘文化一体化效应。
二、努力搭建国际宗教—文化交流平台，正面宣传我国的各项方针政策，积极建构中国的外交合力
我们可以建立地缘—跨地缘的南传佛教文化交流平台，加强对话、沟通和交流，正确宣传我国的各项方针政策，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更好地与世界对话。
从国际形势来看，美国早已开始通过宗教向世界传播美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现在也力图通过宗教的传播取得自己在全球的话语权。现在西方国家经常歪曲我国的民族宗教政策，以双重标准应对中国反恐等活动，企图在国际上打造一个负面的中国政策形象。对此，我们要正确地宣传我国的民族宗教政策。
因此，当我们在思考宗教在对外发展战略层面的地位和作用时，还需考虑到在转型时期，宗教能够在中国对外战略、公共外交的哪些领域或哪些层面发挥作用。因为不同的外交层面和不同宗教的特点决定了它们各有侧重不同的互动层面，以及相互作用的不同方式。对此，我们可以逐步建立不同宗教开展公共外交领域的分层外交模式，以各种宗教自身的实力来展开不同层次的外交。
历史经验和宗教发展史表明，宗教文化在国际传播领域中的重要价值就是输出思想和核心价值观。事实上，就亚洲佛教信仰文化圈而言，佛教文化的内在黄金纽带使之具有非常丰富的共享价值观资源。例如，从地缘宗教的角度来说，东南亚地区形成了以信仰南传佛教为主的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圈，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国家与我国云南的16个跨境民族之间天然的族缘联系、地缘联系、血缘联系、文化联系使之自然而然地具有内在宗教文化的亲和力，而宗教文化活动的民众参与性特征可以消弭族群、语言和政治的边界，在共同的佛教活动中，增进相互的了解和交流。
近年来，我国南传佛教开始较为注重僧才的培养，已经建立培训中心和各级佛教学校和佛学院，在培养满足信教群众需求的僧才的同时，也积极加大力度培养走进国际视野、进行国际对话的高水平南传佛教僧才。在近年来开展的一系列讲经活动、各种禅修活动和国际交流大会中，这些南传佛教僧侣已经开始展示出自己的实力和水平，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
在世界全球化和多极化发展的国际社会中，我们应该着力打造深层的文化合作机制。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了解世界，在平等包容的交流中，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同时，这些经验还表明，我们可以与世界各国一起共同举办活动，正确地宣传我国的各项方针政策，寻找契合点，坚持以科学的可持续发展途径，以此为动力，来进一步搭建地域性和跨地缘的国际文化交流平台。
积极开拓多渠道的宗教外交
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进程中，我国在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体系对接的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程度的“短板”。因此，我们应该积极提升国际形象，克服开展全方位外交进程中的“短板”。那么，如何克服这一文化短板给中国国际形象带来的负面效应？如何补救？笔者认为，就是应该打造我国宗教力的国际影响，以此开展我国各种公共外交。
首先，以地缘关系、亲缘关系为纽带的跨境民族可以成为宗教力的民间外交主体。就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信徒而言，在历史上，云南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跨境民族、亲缘民族就以文化交流为平台，形成了鲜明的宗教跨境传播，跨民族、跨地域发展特点。这一跨境传播的平台也是我国积极开展多渠道公共外交的国际性平台。
其次，积极团结在我国的外籍人士，发挥其“民间外交家”的作用，与之进行对话、交流和沟通，使之也成为我国开展多层次外交的对象和叙述中国故事的主体。在2011年进行的云南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云南省外籍人口总量在全国位居第6位，登记外籍人口4.74万人，这表明了随着云省经济的快速发展，不断吸引大量外籍人口到云南从事边境贸易、旅游等活动，展示了云南开放水平较高，对外开放成绩显著。数据显示，这些外籍人口主要居住在昆明、德宏、西双版纳、临沧等大中城市及边境地区一带，其中德宏地区、西双版纳、临沧地区属于南传佛教的分布地带。事实上，这些外籍人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民间外交家，这是扎根到社会各个层面的“外交家”，他们在我国生活居住的同时，也在发挥着民间外交家的作用，其文化层面上内在的联系纽带正是南传上座部佛教。因此，我们可以在文化交流的平台上，建立宗教向心力，增强宗教力的影响力度，以民间外交的方式建立各种途径的公共外交，而不是使文化交流、经济项目的开展仅仅悬浮在政府和文化精英层面，而是真正落实到“草根”，落实到百姓、到基层农村。这才是真正落到实处的外交影响力和文化影响力。
总之，综观世界宗教信仰版图，宗教力是各个宗教信仰板块的重要支撑点。因此，“一带一路”是个大战略，这个地带的发展与稳定直接影响未来的世界格局。在我国对外发展战略中，可以发挥南传佛教的宗教正能量，依托南传佛教的宗教网络组织，以宗教力的区位优势来持续打造文化区位优势，补充经济区位动力的不足，从中国发展战略全局出发，全盘考虑“一带一路”战略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以世界文明之间的平等、宽容的理解和交流互鉴为文化合作机制的前提，积极发挥宗教的正能量，建立宗教的“文化一体化效应”，在世界文明交流的平台上，打造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建立深层的世界文化合作机制，形成平等包容的国际对话模式，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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