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是中国的“一带一路”真正引起全世界关注的一年。对于韩国人来说,年初两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后,这一年的中韩关系也继续向好。中国已经是韩国的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最大进口来源国与最大海外投资对象国,韩国民众也因此认为,中国的作用对韩国来说必不可少。
从近两年韩国经济走势看,2013年韩国十大集团企业税前利润下滑近15%, 2014年三星电子净销售额创下8年来新低,在中国的净销售额跌幅为17.7%。韩国出口前100位的商品中,有55种与日本重叠,这些商品在韩国出口中的比重达到54%,而日本“安倍经济学”引发的日元贬值对韩国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据统计,日元对韩币的汇率每下降5%,韩国出口就会减少1.14%,同期经济成长率则会下降0.27%。2015年第一季度GDP环比增长仅为0.8%,增速连续4个季度低于1%,市场普遍担忧韩国经济是否会陷入日本式的长期疲软。因此,解决停滞不前的经济发展是韩国的当务之急。
“一带一路”是中国向世界提供公共物品的尝试,提供那些具有很强跨国界外部性的商品、资源、服务及规章、政策体制,它们对发展和消除贫困非常重要,而只有通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和集体行动,才能充分供应此类物品。
韩国曾一度依靠美国主导的西方阵营所提供的公共物品来推动其“贸易立国”政策实施,成为发展中国家高速经济发展的罕见案例。然而在目前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韩国对美国提供的公共物品的有效性产生了一定的质疑。目前韩国的外贸依存度超过100%,因此希望借助“一带一路”来寻找促进贸易的办法。韩国对“一带一路”最大的希望,是将其作为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动力。
尽管“一带一路”利益诱人,但韩国也不无地缘政治方面的戒心。
韩国特殊的地缘政治情况给经济政策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经济上中国已成为韩国的第一大伙伴国,但安保上,韩国却严重依赖美国的军事力量。这种“双重户籍”的现象使韩国很难独立地决定自己的政策,而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与韩国的国际政治经济政策具有很大的相关性。
从目前看,虽然中美关系的发展存在很大的困境,但双方在经济、环保、反恐等全球治理领域存在很多共同利益和目标,双方也已经建立了许多对话和危机管理机制来管控传统风险。因此,从韩国的角度出发,“一带一路”的发展有利于强化韩国在地区大国之间主动性的发挥,并借此塑造地区发展和稳定的局面,这与韩国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韩国50多年来使用美国提供的公共物品,虽然付出两国之间不均衡关系和积极协助美国东亚政策的代价,但这的确事半功倍地推动了其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时社会不满也较少。
如果韩国积极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韩国能否得到更多的利益呢?这将是韩国人担心的一个重要环节。韩国若使用中国“一带一路”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势必要付出相应的成本。韩国的政治经济地位和“一带一路”沿线的其他国家有明显区别。中亚、南亚、非洲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利用公共物品时承担的费用或机会成本较小。而欧洲的发达国家则可以以欧盟为基础,在“一带一路”中发挥一定水平的主动力量。反观韩国,它不仅可能要承担较高的费用或机会成本,而且很难发挥足够的主动力量。
为了推进韩国与中国“一带一路”平稳对接,中韩之间应该产生新的利益概念,即一种“利益共有”的概念。这对韩国而言,既能确保起码的利益,同时也能确保“一带一路”所提供的公共物品的有效性。实际上,中韩两国通过20多年的经济交流,已形成了强烈的信任感。
从民族情感上看,韩国人对中国的反感更少。因为从封建时代开始,韩国已经确立了中华文明是国家发展动力的想法。通过中国的力量增强韩民族的力量,这是韩国历史基因中与生俱来的东西,也是韩国期待中国“一带一路”的重要证明。在中韩围绕“一带一路”展开合作时,应借此推动以“协同发展、分享利益、合作安全、改善民生、获得民心”为核心的“王道主义外交”,做实同沿线国家所建立的链式发展模式。
在产业贸易链方面,中韩应努力探索合作空间和互补潜力,以中韩自贸协定的签订为契机,推动产业整合和市场互联。而在交通链方面,中韩铁路轮渡计划相关研究已列入韩国2015年预算,这将进一步贯通延伸中国的东西铁路运输,推动形成亚欧运输大通道。在金融链方面,韩国是中国重要的货币互换伙伴、货币结算伙伴、货币交易伙伴和货币清算伙伴,因此,在中国货币伙伴网络的建设和货币支点国的打造中,韩国的地位非常重要,可以说是“一带一路”和中国人民币外交的重要一环。
安全链则是“一带一路”的支撑。朝鲜半岛是东亚地区不稳定的重要根源之一,中国推进“一带一路”,有利于将朝鲜融入地区发展与合作的进程中来,从共同关切层次推进至争议领域,以有限之目标逐步推进,避免速度过快引起更大的阻力,逐步推动建立地区的安全共同体。
在民生链和民心链环节上,“一带一路”本质上就是要推动民生质量的提高,将中韩民众的“小幸福”同国家发展的大愿景紧密融合起来,宏伟的目标与民心结合起来。
注:赵大熙,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在读博士,韩国留学生;
姚锦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助理;
王东阳,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在读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