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亮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蓝图，是一种宏观层面的顶层设计。顶层设计有战略性、统筹性和计划性的优点，但也容易在实施的过程中由于忽视沿线国家和省份的个体差异而被现实解构得支离破碎。“一带一路”蓝图要从“空中图纸”物质化为一种有效的实践活动，恐怕较为熟衽的思路，还是先从做实验开始。

       一、为什么要进行实验

实验，指的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自然科学的实验根据科学研究的目的，尽可能地排除外界的影响，突出主要因素并利用一些专门的仪器设备，而人为地变革、控制或模拟研究对象，使某一些事物（或过程）发生或再现，从而去认识自然现象、自然性质、自然规律。实验作为一种方法，并不自动止步于自然科学领域，思维科学和社会科学内也适用于该方法。社会科学的实验固然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严格地控制变量和外部干预，取得与预期等效的结果，但政策科学的实验能够为政策的广泛推行积累经验。

       从战略学上来言，“一带一路”作为一种战略构想的实施是由提出构想，制定行动计划，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组织准备，战略实验，全面实施，以及战略控制这一系列复杂的过程所构成的。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已经理所当然地进入了战略实验阶段。正如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所说，“一带一路”顶层设计阶段已过去，研究更需落到实处，应更加具体、更加专注、更加具有实际参考价值。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随着“一带一路”的愿景文件的发布和一系列项目的实施，“一带一路”在2014年、2015年引起了国际社会的热议。似乎一系列项目的实施，是一种全面开花的形式，但从科学的规律来看，“战略实验”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步骤。忽视该步骤，代价将可能是惨重的。

       中国政府是做政策科学实验的行家里手，对实验也并不陌生。从共产党的老祖宗欧文、傅立叶、圣西门开始，就开始了制度设计的实验，只要受过普通中等教育的国人均知晓三位名人。改革开放后，总设计师尽管说“摸着石头过河”，但其实在实践层面也是不断地做实验。成效较为卓著的实验，是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逐步推进到城市的改革。经济特区、浦东新区，都是一种实验性思维的产物，并被实践业已证明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那么，一带一路战略是否也可以做实验？答案是肯定的。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可以选择性地寻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两个差异明显的国家作案例。2015年5月18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启动“一带一路”国别研究，会上成立的一带一路研究所公布了“一带一路”路线图，涉及65个国家。这些国家中有的对“一带一路”回应热烈，如巴基斯坦、尼泊尔，有的则对“一带一路”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印度。显然“一带一路”路线要成为不被切断的线，有不同看法的国家和赞成的国家对中国来说同样重要，甚至有不同看法的国家还由于“捣蛋鬼游戏”而获得了更多的筹码向中国讨价还价，因而引发中国更多的关注。

       一个国家政府、企业和学者的精力是有限的，更不可以随意将资本无限扩展和挥霍。经济实力有其应用的边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庞中英教授对“一带一路”发出了“过热”的善意警告。这个警告进一步突出了“实验先行”的重要性。当然这个实验，是选择一个看起来实施起来最难的国家和实施起来最容易的国家进行比较性的实验，才显得有借鉴价值和意义。众所周知，不仅政治学的研究是比较才有意义的，外交关系的比较也有其应用的价值。“一带一路”选择两个以上作为前期的实验田，可以避免“摸路”造成的盲目，也可以避免过度扩张造成的投资过热，使“高昂的学费”止于小损。

       二、如何选择实验的对象

那么哪些国家可以供选择最为实验的对象呢？在科学研究中，一个自然界的自然物要被选择为实验对象，首先是服务于研究的目的，其次是要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对象。按照这个方式，显然应对国家类型进行划分。从“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回应程度出发，可以简要地将沿线65个国家区分为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回应积极和消极两个类型。

       本文认为尼泊尔、印度可以作为以上两种类型的代表性国家。尼泊尔对华友好，交通开发程度不足，经济落后，对中国“一带一路”构想回应热烈，本身又是小国。通过尼泊尔这个实验对象，中国可以充分了解一个在大国介入程度较高的小国，中国的“一带一路”构想以何种方法顺利实施。印度对华政策友好伴随警惕，本国有自己的主张，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对“一带一路”构想回应消极。通过印度这个实验对象，中国可以了解在一个对中国存在竞争性心理的大国真实想法，操作“一带一路”的限度和广度以及如何掌握与这样类型的国家磋商“一带一路”实施的共处之道。

       通过这样区分国家类型，寻找典型性代表国家作为实验的对象，可以掌握“一带一路”实施基本的技能和方法，进一步探究“一带一路”推广的基本路径，认识“一带一路”实施各种手段和学术研究成果的效能，提高“一带一路”构想的实践和应用能力，形成较为普遍的经验，因而具有示范意义。如果说，实验是一种学习的话，那么差异化实验更注重与搜索、创新和实验等活动相关的探索式学习，“一带一路”构想的实施者可以从中获得丰富的异质性知识资源。

       目前中国“一带一路”的实施对象，颇有避重就轻的感觉。“一带一路”目前的实施对象，普遍是巴基斯坦、中亚等与中国有着较好长期友好合作基础的国家、地区，显然“先吃好葡萄，再吃坏葡萄”的模式可以迅速建立“一带一路”的实施成效示范，但从中长期来看，必然面临着后续乏力、瓶颈化程度加深等越来越多的问题，加剧舆论的“烂尾”忧虑。

       三、进行实验有哪些益处

实验是有效益的，它的效益比本身更具有价值。成功的实验具有推广意义，失败的实验可以积累教训。总的来说，进行“一带一路”实验的益处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提供战略构想和现有研究成果的“试错”机制。任何有关风险和危机的预判，如果不能得到“证伪”，那么仍然是空中楼阁。通过国家行为体作为“一带一路”实验的前期实施对象，可以实现“总体外交”视野下各种资源的有效整合，对“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以及为之服务的各种思想资源进行检验。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人民币国际化、规则扩权，像一个打包的“篮子”，逐次、理性地投放到一带一路这个大舞台上，形成检验的实验室。

       第二，提供危机预警和风险预判的早期情报系统。“一带一路”的实验，可以在所在国搜集有关一带一路实施的情报信息，学习和掌握与所在国民众、政府相处。“一带一路”的实验方法可以培育一批企业的先驱者，减少“一哄而上”带来的盲目性，在认知和实践的规律基础上形成风险规避效用。“一带一路”实验形成的经验，是在“一带一路”构想普遍推开后广大企业的福祉，实验早行动一步，就能为企业减少一些盲目、幻想和虚妄。

       第三，使中国国内的各学科围绕“一带一路”实验形成整合。近似于“一带一路”研究所这样的智库信息集散中心，它可以通过国家行为体的研究有效集成已有信息为我所用，根据现实的需要“拿来主义”，使三十多年的国际关系研究、对象国舆情研究、外交政策研究、经济学研究、文化学研究成果得以进行实践的检验，以期在更广阔的空间以综合的方式实施“一揽子”方案。这一点上，国家其实大有可为。国家以国家间协议的方式为企业提供“一带一路”开放式实验平台，可使“一带一路”构想的系统辨识在新战略方向上的研究普遍和大众化，并鼓励平等竟争和多学科合作，带来各种学术研究“接地气”和“研究着陆”的春风，也可以增强学者对“一带一路”的认同感、参与感和责任感。

      当然，“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实施方法，实验只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种。关于“一带一路”实施路径的研究，不应当是一元的，而应当是多元的。即使是实验本身，也可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偏差。在探索“一带一路”最佳运作模式的过程中，有步骤、有计划、低调务实始终是我们应当谨记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