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丝绸之路到底有没有，对于历史上的中国来说关系并不大。”在5月23日举办的复旦大学上海论坛“如何实现互联互通的一带一路”研讨会上，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葛剑雄讲起了丝绸之路和“一带一路”的历史渊源。

葛剑雄称，今天东亚的安全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能不能建成以及能不能维持的关键。来自伊朗国际政治研究所的专家扎赫拉尼(MostafaZahrani)则重点强调了该地区安全的紧迫性，“一带一路”建立后，“安全的对象已经不仅限于国家，也包括一些非国家的元素。”阿塞拜疆总统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马马多夫(FarhadMammadov)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既是一个经济项目，又是一个地理政治性项目，它必须满足一定的地理政治和地理经济的目标。

在各路专家强调安全的同时，会场唯一的企业代表、柬埔寨中柬金边经济特区主席徐彦平则给出了企业的思考。由于政策的效应，去年开始，该特区的访问量和咨询量猛增。徐彦平称，在另一方面，已在柬埔寨的企业面临着如何重塑品牌、战略调整的诸多难题。

徐彦平本经营着西安某房地产企业，由于国内的调控政策等原因，他开始谋划转移。这两年正好卡到了“一带一路”的政策关口，他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作为第一批获利者，除了亚投行和丝路基金，更希望看到国内资本市场对“一带一路”上的企业的全面支持。

最缺钱和智库资源

第一财经日报：国家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后，是不是明显感到企业走出去的需求在增加？

徐彦平：应该说春江水暖鸭先知。之前很多企业已经走出去了，它们知道中国的过剩产能是一定要转移的，如果没有“一带一路”，企业也在走出去。“一带一路”推动了这股浪潮，是顺势而为。现在，很多走出去的企业都在调整方向和定位，要结合国内对“一带一路”的金融政策和产业政策。

日报：目前你们园区以及一些当地的企业都在做哪些调整？

徐彦平：我们特区是在2013年获批的，2014年正式砌起6平方公里的围墙。因为是综合工业园区，里面有城市的概念。25平方公里规划面积，因为柬埔寨对特区的政策中没有详规，所以我们现在在做具体产业规划，然后审批备案。“一带一路”出炉后，我们在理论和概念上开始有了转变，如果当初走出去只代表个体，现在就代表了一种产业转移和资本输出的趋势，我觉得趋势的价值对“一带一路”的覆盖是全方位的。我们对这届政府的执行力是信任的，从国家角度讲，这个战略是需要也是必然。

日报：在目前的招商引资中，会否对哪些产业有特别的倾斜？

徐彦平：原来我们的定位是产业先行、招商引资、租地卖地，做二级三级工业园。但现在为什么要调整呢？“一带一路”现在发出的声音，正好是带着中国资本市场兴起的时代特征。我们出去的时候以为是产能过剩，但现在看来还有资本过剩。“一带一路”谈的是怎样盘活存量，存量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产能，一个是资本。我们就要面向资本先行，和国内企业谈判的时候，我们首先倾向于资本实力雄厚的企业、上市公司、央企国企。为什么“一带一路”的概念股那么火爆，现在看来从“铁公基”到工业园区、文化旅游，都是资本的驱动。

日报：中国企业在当地落地是否有困难？特区化会在多大意义上协助这些企业？

徐彦平：中国企业出去遇到某种困难，严格上讲都能找到自身的原因，总是能让对方抓到问题，这是必然条件，不然不会无缘无故把你赶走。当地法律所存在的不确定性，可能为企业带来风险，要把它看作一种常态。走出去的时候要带着很多商业模式的创新，让有市场潜力的国家真正感觉你是真在为它做事。

最好的模式就是工业区和自贸区，聚堆走出去总比过去一盘散沙好。现在最缺的就是钱，当地的金融条件落后；其次是缺智库资源的支持，我们在跟国内各种智库谈，希望能在园区建立一个咨询和培训平台。

企业可以回国上市

日报：你在发言中提到，中国品牌在柬埔寨并不受欢迎，日韩的资本在东南亚往往更有优势。“一带一路”推出后，会否有所改善？

徐彦平：柬埔寨是个善良的民族，95%的人信奉佛教，同时又曾是法国殖民地，法律基础是完善的。它既是落后的，又是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一带一路”之前很多服装轻工业企业过去，是为了突破发达国家对中国的配额限制。那里基本上是劳动力红利，但原材料很贵，所以物价和劳动力的成本一对冲，加上未来劳动力成本在不断增加，还是有困境的。之前过去的企业好多不是正规品牌，售后服务没法保障。哪怕是正规品牌，售后服务跟不上，还是有很多退回到国内。

有些企业本身后劲不足，在基础条件、金融条件、融资渠道、信息渠道，金融的外汇渠道上等都是有障碍的。“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后可能会好一点，习主席提出的“五通”，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是很重要的，这就是走出去的基础条件。国家战略定了后，会使得走出去的民营企业重新梳理自己的战略定位。

日报：这个趋势在你们那里明显吗？你们对亚投行和丝路基金抱有怎样的企盼？

徐彦平：很多产业出去，如汽车业，会考虑投多少组装线，市场空间有多大，市场回报是中长期还是短期？它直接要求市场的反应，如果纯粹奔着东南亚市场去，是很单一苍白的，市场不可能一夜成熟。如果不和国内的资本对接，融资渠道没有建立，走出去是非常苍白滞后的。我们马上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园区一定要和中国的资本一起进去打造，和上市公司一起打造让制造业企业放心的平台，为其提供金融和资本后盾，以及完善的基础设施。去年到今年有上百家企业来园区看，出去的愿望是非常强烈的，其中包括金融类企业。

不能片面地走出去，同时要想到资本和创新的金融如何回到国内。所以我们想，园区能不能变成企业回到国内来上市的平台。其实除了亚投行和丝路基金，我们更希望中国的资本市场上设一个“一带一路”海外版股票。资本市场在“一带一路”上活跃程度有多高，是决定战略成功的关键。

日报：你觉得对于将来出去的企业，要做好怎样的心理准备？

徐彦平：“一带一路”相对于过去对欠发达国家的援助，有根本性的改变。千万不能觉得资本走出去像是恩赐一样。资本市场一定是平等的，我们的特区要做一个走向世界的平台和连接点，是跟世界连接的金融渠道。那么通过这种连接，有些企业又回到国内，一定是一进一出。

过去民营企业走出去难免泥沙俱下，带着污染。现在坚决不行，因为别人不得不怀疑，你是不是也要在我这里重复牺牲环境拉动GDP的老路。而且走出去的不能是淘汰的产能，而是先进的在中国需求不足的产能。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要特别警惕“大国语言”或者“战争语言”，比如前线、侦察兵、桥头堡等词，用起来要非常注意。“一带一路”里头，心灵深处的文化冲突是本质上的抵触，整个沿线上的小国家都一样，想你是干吗来的。

我们特别注意的是，要建构怎样的园区文化，才能融入到当地文化中去。企业要变成当地的企业。我们发现“知音文化”是很好的提示，所以园区中央规划了一条“知音大道”。要认同两国间没有大小之分，是彼此审美与被审美、创造与被创造的关系。围绕他们的民族宗教文化，生产一些审美和被审美的产品。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