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关于“一带一路”的战略理论构想

        2013年9月7日,中国首次提出了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合作倡议。随后，中方在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元首峰会上再次阐述了这个思想。中国与欧亚地区国家的共有历史记忆在这一历史时刻被重新激活,一种基于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理念而构建的新的合作机遇开始浮现。

        今年3月底的博鳌论坛期间，中国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报告，但这一报告依然如中方此前的诸多国际议程设置，理念较多而缺乏具体细节。

        5月底出刊的《文化纵横》杂志以“再造丝绸之路”为题，邀请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杨成、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张昕、英国埃克斯特大学人文学院殷之光、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沈明四位学者撰文进行讨论。这些文章的重点集中于两个问题：一是中国作为成长中的超大规模国家，如何化解大国国际崛起过程中，由于市场、资源、权力重新配置过程中面临的利益再分配，所产生的国际信任危机；二是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是否能提供一套不同于当下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

        针对第一个问题，杨成总结了当下中国思想界的几种努力：例如，赵汀阳教授基于对西方的世界主义的批判，借鉴传统中国的哲学基础提出了“天下体系”，旨在克服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缺陷而创造一个良好秩序的“国际社会”。

        国家开发银行前董事长、中国政协副主席陈元曾提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问题上包含着内在的一致性。但目前对如何构建这种内在的一致性上，目前还缺乏从相关研究和话语上的建构努力。

        于向东、施展、王利等学者提出了未来世界经济结构“双循环”论，即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循环和中国与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循环的联立结构。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原先的“中心—外围”结构下，发达国家直接与外围国家进行制成品与原材料的贸易，现在，其中的大部分贸易被中国替代。发达国家的贸易间接地通过中国贸易而同外围国家发生关系，这是一个转折性变化。目前这个过程还在进行中，它还没有完全改变全球贸易体系，原先的“中心—外围”贸易循环也还在进行中，但无论是其中的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不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还是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都开始受到这个中国成长所推动的“双循环”结构的影响。这一理论的不足之处似乎在于：其一，在金融、服务等非商品贸易循环中，还是以“中心—外围”结构特征为主。其二，这种安排本质上还是一种“中心—外围”的逻辑，中国的角色类似于沃勒斯坦设定的半边缘角色。

        杨成认为，可以在新大陆主义的框架内找到一种替代简单化的“利益共同体”的话语体系，从而使得“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具有理论上的强有力支撑和实践上的可操作性。

        而针对中国是否能提供一套不同的经济秩序这一问题，张昕认为，总体而言，目前新兴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既不是对“华盛顿共识”政策主张的全盘接受，也不是对这一套意识形态和政策组合的革命性背离，而是对其实行高度选择性的运用，混合了新自由主义和发展主义的政策目标和工具。过去二十多年“新兴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概念的兴起，是这些经济体中的国家在特定的资本主义体系变迁条件下，逐渐发展出与国内外资本新型的互动关系，而逐渐达到比现有核心发达国家更高速资本积累的结果。同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变化，以及这些新兴经济体国内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共同催生出了新的主权经济主体和行为模式，并且开始重塑国际层面的规则与秩序。

        张昕进一步说明，新兴经济体在冷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的崛起具有两重性：它们一方面依赖、嵌入现存的全球治理机制；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内部的“国家——市场-——社会”复合体的性质又注定会逐渐侵蚀现有国际体系最本质的自由资本主义性质，这使得这些新兴经济体呈现出“融入型的国家资本主义”(integrated state capitalism)的两重性。因此，虽然新兴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实践确实已经开始挑战自由资本主义体系的现状, 但是把自由资本主义体系和国家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关系视为“零和游戏”也并不准确，而是应该将崛起中的新体系。视为组织资本主义生产和市场体系的替代方式，而这个过程可能会逐渐引发全球体系的可控制的变迁。

        但是，新兴经济体赶超的双重性和由此对外生发出的平行体系内部的胶着状态，使得其特征注定是介于现有概念和模式中的。因此张昕认为，汪晖等学者希望中国经济扩张不要重复“持剑经商”的老路，否则中国的崛起将只是以中国为中心的霸权体系替换了以美国为中心的霸权体系，尚只是一种前瞻性的期许，对于 “一带一路”“不可避免地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判断，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事实上都很难得到支持。他以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为例说明了这种两重性：一方面, 中国在赞比亚等国1990年代初获得的矿产资源，实际直接得益于 “华盛顿共识” 迫使赞比亚进行国有铜矿私有化。以这种方式，中国资本参与了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以在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中既得利益者的身份部分缓解了资本在中国国内继续积累和扩张面临的制约。另一方面，中国资本同时在某些局部也挑战了西方资本在非洲的垄断地位，为部分非洲国家的部分产业和地区提供了制度选择的空间。而后者的效应，恰恰也是因为中国国内市场体系有不同于新自由主义常规的特征，尤其是中国国家意志的体现，让部分中国企业在一定条件下没有单纯追求短期的资本回报。

        张昕如是总结“一带一路”以及中国这一新兴经济体崛起对于世界秩序的意义：曾经由社会主义国家试图实现的目标，现在有可能要由更深根植于自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国家资本主义政体来完成，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beat them at their own game”）是否可能？回答这些问题仅仅关注国际体系的结构性特征是不够的，必须回到新兴经济体内部的阶级构成、国家社会关系的性质以及国家的政治属性，这些将是决定新兴经济未来对于国际治理影响的决定因素。

        5月29日，近年来十分活跃的武汉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刘仲敬在日本财团总部发表了一场演讲，谈论世界体系和中国系统的融合与冲突。

        刘仲敬以中国和日本近代融入国际体系的过程作为比较，在1920年代，日本和整个世界体系的冲突，本来可以作为地方事件解决的技术性冲突，在1930年代终于演化成为破坏整个国际体系的大规模战争。在1930年代的冲突中，日本处于主动地位，因为他当时的实力已经强大到足以破坏国际体系的地步；当时中国尽管自身的国家想象同样不符合国际体系的需求，但他的实力不足以对国际体系构成整体性的挑战，所以作用并不明显。而当下经过一百多年的演化，日本在国际体系中的融合度已经很高，将来的发展渠道应该也不会发生重大的偏差，只会在现有的情况下进行细微的调整：而中国，在经过一百多年的长期震荡以后，他对自我的定义、自我的想象、对将来在国际体系中发挥的作用、和自身的宪法结构和国民教育，都仍然处在非常模糊和混沌的状态，存在着多种发展和选择的可能性：在一个极端上，中国对自身错误的想象可能使他跟现有的国际体系不能相容；在另一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决心把融入国际体系当作自己首要的任务，那么中国就必须将自己的国民教育、整个历史叙事都做出根本性的改造，才能完全符合国际体系对其的要求。

        在刘仲敬看来，目前的中国的自我想象包括两种成分，而这两种成分都不大符合未来他的需要。第一种叙事产生于列宁主义的革命叙事，要求把整个旧世界的政治经济体系看成是不公正的，给自己赋予改善整个体系的特殊使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发生什么具体的问题，那么这种具体的问题就不能通过纯粹经济发展的方式来解决，而是会把它解释成为，在现有的不公正的国际体系之下，他最终还是没有办法通过合法的和常规的手段，改善自己的地位。第二种叙事，就是中国国耻教育的叙事，这种叙事假定近代以前的华夏文明，是一个比欧洲更为悠久和古老，而且在某种意义上道德观念高于欧洲的文明，他在近代接受国际体系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不得已的妥协，在他自身强大起来以后，他应该摆脱这种束缚，给自己以更高的地位，对他来说，是恢复原有的光荣和伟大的地位，也给世界提供一种比欧洲人能带来的这种世界秩序更好的新秩序。这种历史解读的方法虽然在性质上不同于列宁主义的历史解读方法，但是它对现有的国际体系都是一种革命性的冲击，并使中国自身承担了一种目前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承担的巨大的负担。

       刘仲敬认为，目前的情况和目前的政策已经深刻的受到这两种历史想象的影响。但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依赖于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因此从事这一方面的官员、知识分子、或者是其他的人，对国际体系是抱着理解和拥护的态度。但是在安全方面，情况显然不同。尽管柏林墙倒塌已经结束了欧洲的冷战格局，但是从朝鲜战争到金门危机，所形成的这个远东冷战边界仍然存在的。从经济上讲，冷战的双方已经具有高度的依存性，谁也离不开谁，双方关系的任何削弱都会对双方造成极大的损害。但从安全上讲，他们没有办法达成任何共识，重新采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欧洲各国采取的那种相互威胁的做法。安全结构和经济发展需要的脱节，这是目前远东形势最明显的特点。

        新文化运动百年，继华东师范大学“何为启蒙、何为文化自觉”和“百年重读《（新）青年》”这两场研讨会后，2015年5月22日晚，著名学者秦晖在清华大学也作了一次“关于传统文化与新文化运动的若干问题”的演讲。

        秦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是要走出秦制，但经由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学习，也走上了用法家的眼光去学习西方的道路。日本为建立一个秦制国家，后来走向了军国主义。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自由主义经由日本传入，特别针对儒家“人各亲其亲，长其长，则天下平”的小共同体本位，由此将西方与儒家对立了起来，百年之后，所行的依然是法家的一套。

        而针对这十年来的保守主义复归和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秦晖认为，新文化运动真正令人反思的，是在不该彻底否定的方面否定得太过了，但在应该彻底否定的地方，却又没有否定掉。“中国要实现现代化最大的障碍其实不在儒表，而是在法里。新文化运动中很多人反传统文化很极端，但对秦制往往又缺乏一种批判精神，即使是鲁迅这样一个“极端的西化派”，骂儒家骂得很厉害，也说过很多秦始皇的好话。像这样的一种现象，我觉得我们在今天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的时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