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经进入了举国“一带一路”的时代。而作为一个13亿人口、GDP总量世界第二、经济增长速度仍然位居世界第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最新国家发展战略,它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世界性的话题。我们发现,在本应最清楚情况的中国国内,当前在这一问题上却出现了几种现象:一是多数讨论言不及义,二是思想界陷入左、右争执;而且已经出现了“‘一带一路’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这种我们早已非常熟悉的现象。在这种情形下,国外舆论就更加摸不着头脑了,而在国外的环境下,舆情必然影响民众心理和政府的决策。
当我们回顾这几年“一带一路”战略的由来和发展时,我们发现:“一带一路”可真不是说说而已,它是中国政府在当前内外环境下的现实选择。
“一带一路”缘起于学界的讨论
“一带一路”战略最早来自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在2012年秋提出的“西进”战略构想,它为“一带一路”战略提供了早期的思想源泉。
这一观点明确提出了“西进”战略最根本的背景,即:“中美两国在东亚的竞争,已日益呈现某种‘零和格局’”,因此需要有一些新的、具有全局性的、陆权与海权并行不悖的地缘战略“再平衡”思考。就是说:中国要在维持东面与美、日“竞争”的同时,大力“西进”,进入这个中国外交传统上的非重点区域。我们从今天中国政府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并举,并合称为“一带一路”的做法上,可以看到王缉思提出的“陆权与海权并行不悖”的观点痕迹。
王缉思还为他的“西进”战略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依据,从而给他提出的外交新战略增添了开拓国内市场、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的思考路径。在内外经济不景的背景下,他的观点对官方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特别是,他把外交战略上升到了发展国内经济的主要手段的层面,这使“西进”战略的意义得到了空前的升华。
然而,王缉思毕竟不是经济学家。在他的“西部大开发”论述中,不少都还是属于传统的政治层面,与中国经济当前现实状况结合的紧密度尚嫌不够。
尤其是,作为学者的王缉思可以公开谈中美在东亚博弈的“零和格局”,但作为中国政府的国家战略,却无法公开这样说,因为那等于是公开与美国为敌。
也是在2012年,学者林毅夫向中央建议:中国可以吸取美国“马歇尔计划”搞资本输出和购买资源的经验,以自己雄厚的外汇储备,收购国外资源,投资国外基础设施,出口国内过剩的产能。林毅夫“马歇尔计划”的政策建议,已经把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而吴敬琏也针对中国经济现实的迫切麻烦提出,靠投资拉动国内增长已经几乎没有出路,只有通过向国外投资,才能避免产能过剩、资源浪费、房价高企、地方债等困扰当前中国经济的问题,还能增加外汇储备。
另外,原籍浙江的新加坡学者郑永年的两个观点也在中国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是将中亚等欠发达地区培育成中国潜在和未来的商品与资本输出市场的观点。郑永年认为:虽然目前中亚等地不发达,但中国通过向这一地区投资,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把当地培育成新兴市场后,它们也能在未来购买中国产品,向中国借钱。另一个观点是:日本、欧洲和美国均已进入老年化时代,而中亚、伊朗、巴基斯坦等欠发达地区人口结构非常年轻而且不发达,只有它们才会大量消费中国产品。值得注意的是,浙江省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主政过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