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将“一带一路”作为未来十年中国对外经贸投资布局的重点，以及实现新常态之下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抓手。作为“一带一路”策略实施的金融支持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丝路基金的设立、治理机制与运作方式也备受关注。不能否认“一带一路”的潜在巨大收益，同样不能忽视潜在风险。梳理“一带一路”背后的风险，有助于决策者更加有的放矢与可持续地推进该战略。

风险一：投资收益率低

“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潜在风险之一，是相关投资收益率偏低。众所周知，“一带一路”战略所带动的投资，有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国际基础设施投资领域，而大多数基础设施投资都具有投资收益率偏低的特点。

中国经济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背后，有着长期、持续、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的支撑。为什么投资收益率很低，但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还能维持高速增长呢？

第一，在某种程度上，基础设施属于公共产品，具有正外部性的特点，因此，中央政府愿意将财政资金投入到这一领域；第二，一旦基础设施建成投入使用，那么基础设施周边的土地通常会显著增值，这会使得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地方政府从中获得不菲收益，正所谓“堤内损失堤外补”。

上述两种机制在一国内部适用，在国际上却未必管用。例如，尽管基础设施投资能给沿线国家带来巨大收益，但中国政府能将很大一部分财政资金长期花费在中国境外吗？将这部分资金用于中国的中西部，岂不是更具合法性？作为境外投资者，在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后，能要求东道国政府将基础设施周边土地的增值收益转让给自己吗？当地民众的抗议浪潮是否会风起云涌？

风险二：投资安全挑战大

“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潜在风险之二，是投资安全面临较大挑战。从目前“一带一路”所涉及的国家来看，可谓经济发展程度、政治体制、文化历史、宗教状况千差万别，这一区域既是地缘政治冲突的热点地带，也是全球主要政治力量角逐的焦点区域。这就意味着，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战略而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将在投资安全方面面临很大的挑战。

假如东道国发生剧烈的政权更迭，新政府上台后是否可能实现外国投资的国有化？假如两国之间发生战争，战争一旦摧毁了相应基础设施或厂房，谁来负责赔偿？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有个别国家有着长期且经常的主权违约记录。即使该国政府对特定项目进行了政府担保，但如果政府再次宣布违约，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安全如何保障？

值得指出的是，国家开发银行与丝路基金面临的违约风险要显著高于亚投行。这是因为，相关经验表明，东道国对多边机构的违约成本很高。换言之，通过多边机构进行投资的安全性可能更高一些。

风险三：政府出资不确定

“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潜在风险之三，是私人部门与境外主体出资有限，从而使得中国政府不得不成为主要的出资者。私人主体的决策是市场化的，是否投资主要看收益与成本。“一带一路”相关基础设施投资的收益率偏低，且海外投资安全可能得不到保障，在这一前提下，即使中国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努力推动PPP，私人主体也可能对此缺乏兴趣。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是发展水平较低的新兴市场国家或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自身原本就缺乏充足的资金用于相关投资，这也是为何亚洲存在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缺口的根本原因之一。而如果私人部门与境外国家不能投入充分的资金，那么出资的责任就会落到中国政府头上。国家开发银行、亚投行与丝路基金的投资，可能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主要融资来源。

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高达3.8万亿美元。很多观察家认为，当前外汇储备投资收益率偏低，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能够实现中国外汇储备投资的多元化，进而提高外汇储备投资的收益率。

然而，这一观点可能忽视了一下两点：第一，“一带一路”相关投资的收益率可能并不高、投资安全可能面临较大挑战，因此相关外汇储备投资的收益率可能不升反降，风险可能不降反升；第二，随着人民币(6.2057, 0.0001, 0.00%)单边升值预期的消失以及中国央行[微博]加速开放资本账户，中国的外汇储备存量未来可能持续下降，在特定情形下可能下降很快。中国政府究竟能将多少外汇储备投入“一带一路”战略，事实上存在较大疑问。

风险四：经济结构难调整

“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潜在风险之四，是可能妨碍而非加速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输出过剩产能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目的。笔者对此表示怀疑。过剩产能如何输出？是要在国内继续大量生产钢铁、水泥、电解铝、聚氯乙烯(PVC)，再将这些产品出口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吗？还是由中国的钢铁、水泥、电解铝、PVC企业在沿线国家进行绿地投资，建立新的工厂？

如果是前者，则面临着相关产品都属于体积大价值低的商品、运输成本很高的问题；如果是后者，这与其叫作输出过剩产能，不如称之为帮助沿线国家构建其自身产能。

退一步说，即使“一带一路”战略能够帮助中国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国内相关产业能够重新步入繁荣，但中国的资源、能源、环境能够再度承载这种发展方式吗？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是否会如同4万亿元一样，再次被“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所打断？

风险五：加深对中国的误解

“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潜在风险之五，是可能加深而非缓解沿线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大量的国际经验表明，获得投资的东道国未必会对投资来源国感恩戴德，而是会加剧对来源国的疑虑与抵制。出钱未必能办好事，这是中国政府应该高度重视的问题。

有人将“一带一路”战略比喻为中国版本的马歇尔计划是很不恰当的。其一，马歇尔计划的实施与美国与苏联的对抗密切相关，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其二，实施马歇尔计划的美国当时在全球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因此，所谓中国版本的马歇尔计划的提法，很容易陷中国政府于被动地位。同理，通过“一带一路”战略来输出过剩产能的提法也是非常不恰当的，这很容易引发东道国的反感情绪。这就意味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还需要很多相关工作的配套，这些工作需要体现中国的软实力乃至巧实力。

厘清并正确面对上述风险，有助于中国政府更加顺利与可持续地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例如，如何通过相关交易安排与项目设计来提高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率？如何加强与东道国的双边合作乃至通过多边合作渠道来保障投资项目的安排？如何在投融资领域吸引私人部门与沿线政府的参与？如何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来推进中国国内结构性调整？如何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来切实改善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全方位关系？决策者应清醒地认识到“一带一路”战略的出台以及亚投行的成立，仅仅是一系列挑战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