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信报报道，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研究员王玉清发表文章《一带一路 港可谋自身利益》，其文如下：

    “一带一路”对于中国内地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不只是外交方面的国策，也是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助力，更是区域平衡发展的手段。这样一个重要的战略对于香港又是否意义非凡呢？

       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因为不仅香港百年商埠的中介人地位培养出来的沟通能力可以帮助各种互通，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亦是其特殊身份下的重要砝码。要理解中央的战略意图，详查沿线国家的投资经营环境，探索可行的策略路径，香港才能在这一战略中为自身谋求最重要的地位和利益。

      北京大力推进“一带一路”的建设，不仅是要解决内部经济结构调整遇到的困境，更是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结构的重要手段。当然，北京政府使用的词汇是共建“命运共同体”，但其慷慨让渡经济利益，尚且会被怀疑有政治企图，如果以公平的竞争与合作态度出手，其庞大的经济体量无疑会成为这一合作中最大的受益者。

      中国筹谋制度优势

      从香港的角度分析，首先，应该理解，中国需要的不只是“一带一路”的经贸往来。从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到AIIB(Asian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中国开始筹谋的是自身的制度优势。一直有分析认为，因为东亚存在地区主义低制度化的特征，制度建设滞后成为制约东亚地区主义继续取得进展的一大障碍。故此，亚太地区一体化的推动即是因为缺乏具有制度化优势的引领者，而推进乏力。这种欠缺具有制度优势的区域内领袖的情况，给了美国重返亚太最重要的机遇。

      面对美国强势回归亚太的动向，中国在30多年的开放之后，不得不强势扭转自身的内外发展范式：在内应对中低速增长、结构调整压力等新常态；在外催动外交政策大转型。在理念上倡导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实践中转向“主动进取、奋发有为”。向好的外交关系，对于经贸交流的促进作用不言而喻。

当然，现实中，除参与者对市场信息的捕捉之外，还需要政府推进共建稳定的合作制度，以更稳定的政治环境、更有效的行政法规、更完善的市场培育与监管等规则保证合作的可持续性。在这一过程中，谁拥有制度优势，谁愿意更公平地推进制度建设，谁就能够成为亚太区域一体化，乃至全球治理新局面的重要力量。

      从这一角度，人们就不难理解以自身价值为重的美国和强调合作共赢的中国的异同了。由此，也可以理解，尽管美国高声警告各盟友，亚投行(AIIB)仍然在短短两年中召集了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虽然少于官方公布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目，但其背后，是中国累积自身制度优势的开始。

          其次，推进“一带一路”面临复杂多变的情况，难度颇大。中国希望通过“一带一路”战略，以外交方面的长袖善舞，催动国内的资本、技术和市场全面而主动地融入国际市场。但是，真正与沿线国家迈向“命运共同体”，难度是明显而艰巨的。且不说实现政策、设施、贸易、资金、民心的五通，就是政策方面的相互尊重与谅解恐怕都要重新建立起信任机制；各国需要的基建，虽然也是中国力推的行业项目，但其中的相通相连不仅牵扯双方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博弈，还涉及到其他潜在投资者的利益，更还有多重的技术性环节可以跳出来成为障碍。

合作共赢知易行难

      在这困难之中，仍有些许差别，就如同“一带”、 “一路”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提出一样，先易后难，近易远难，“一带”易“一路”难。中亚各国是新政体，政治经济都受到中美欧俄多方面的影响，中国的处境还不算太过艰难。而东南亚各国，虽然是二战后反殖民运动中独立的政体，但与殖民国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与中美欧日的关系中，更为担心的恐怕仍是中国。

而且，从经济利益角度考虑，虽然中亚地区富有资源，但随着新能源的开发以及制度方面的差异，美欧在这一地区的利益之争中并没有太大优势。反观亚太地区，几十年来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支点，这个区域也一直有欧美日资本的必争之地。从1985年的广场协议、1997年的亚洲金融(4.07, 0.06, 1.50%, 实时行情)危机，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发达资本利益可观，区域内各国却仍面临经济发展乏力，政治纷争不断。

      港多方面条件利好

      尽管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在亚太各国能输送的利益有限，攫取的利润却可观，然而各国对于中国的戒心，却始终成为各方经济合作的痛点和障碍。因此，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只有中方的良好意愿和努力是不够的，还需要合作方的判断和行动。合作共赢，说起来容易，做起来还是会非常艰难。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香港的中介人地位不仅可以充分发挥，而且还可以凭借自身的金融制度优势，在中外的合作中谋求自身的地位和利益。

       最后，香港还可以在自贸区建设方面发挥自身的国际商贸中心优势。内地的制度建设已经成为重中之重，如果香港的制度优势不再限于制度的执行优势，而发展为制度的建设优势，那么，在内地对内对外的制度重构中，都可以谋求自身的更有利地位。

      国内的自贸区建设，目标是行政管理改革，而国际上的自贸协议安排，才是中国真正扩大融入国际市场通道和加深影响国际经济规则制订力度的手段。这既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成绩，也是中国不断融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必须。截至目前，中国已签署自贸协议14个，涉及22个国家和地区。这其中包括内地与香港签署的CE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