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梁海明、赵磊

梁海明：一带一路百人论坛研究部主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 

赵  磊：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国际关系与台港澳研究室主任

     近日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要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意味着我国未来将会加快主动参与国际经济组织的顶层设计，将从国际经济活动的积极融入者向主动塑造者转变。但现阶段下，我国在国际经济组织的机制创新、人才培养、规则引领等方面仍有待提高。对此，建议广东可率先通过与港澳地区合作，在广东自贸区内打造“一带一路”的“中国智谷”，共同打造创新试验田，汇集新型高端智库、人才试验田和金融改革试验田。 

     粤港澳共创“一带一路”的“中国智谷”，打造三个试验田，不但可为我国未来在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公共产品供给和制度性话语权等方面，增加实践经验和知识储备，也能争取将成功经验推广、复制至全国各地，以推动各地创新产业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和推进“一带一路”的建设。 

     在共同打造创新试验田方面，建议粤港澳地区可在“一带一路”的“中国智谷”内率先共建创新企业失败后的善后机制和退场机制。新增长理论的主要建立者之一、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M. Romer)曾指出，“经济增长源自于更好的食谱，而不仅是煮更多东西。”罗默教授口中的“食谱”，指的就是创新，就是资源的整合与转化。创新能够形成新经济，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但环顾全球，无论是科研创新，还是创立创新企业，往往遭遇各类难题，失败多成功少。如果任凭科研创新者、创业失败者自生自灭，不但有损创新、创业的社会氛围，也不利创业产业的良性发展。 

     因此，粤港澳三地政府除利用资源大力扶持创新科研、发展创新产业之外，建议更应考虑创立失败创新企业的善后机制乃至退场机制。 

     在设立善后机制方面，港澳业界对公司破产、公司重组和清盘等方面拥有丰富的国际经验。粤港澳三地政府共同推出的创新、创业的善后配套机制，利用政府的资源为非因道德风险所致的创新、创业失败者，提供公司解散、银行欠款、租税负担、员工遣散和破产清算等方面的援助和保障。这些措施的目的是减少创新、创业者的后顾之忧，并让失败者未来可能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全球各地的创业经验均表明，创业失败者下次创业的成功率，通常比首次创业者成功率更高，只有更加大力支持非因道德风险所致的创新、创业失败者，成功创新、创业的几率才更大。 

     在设立退场机制方面，广东也应当充分利用港澳资源，研究设立适合非因道德风险所致的创新、创业失败者的退场机制。事实上，一个创新理念、一件创新产品即使在广东或全国暂时被视为“失败”，也未必意味在全球范围内都不被接受、被认定是“失败”。 

     所以，粤港澳三地如设有退场机制，科研企业的创新理念、创新产品若暂不被内地市场认同，也可以通过港澳地区的国际资源和人脉，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乃至世界各国推广、出售，未必不可令部分创业者和新产品起死回生。此举若能试验成功，不但有助粤港澳地区成为全国范围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领跑者”，粤港澳善后机制、退场机制的设立，也有助于我国探索如何与境外乃至国外共同制定国际规则的路径。 

     在汇集新型高端智库、人才试验田方面，建议粤港澳地区可在“一带一路”的“中国智谷”内，创建高端智库建成和国际人才合作平台。对广东乃至各地而言，目前最缺乏的不是资金和项目，而是思想和人才。环顾全球，要实施科技创新、发展创新产业，上述三要素缺一不可。我们看到科研水平甚高，培育了大量优秀创新人才的法国，却由于法规、语言和货币等领域未能与国际接轨，导致国际市场拓展能力欠缺，常常沦为他国“作嫁衣裳”，由法国人创办的Criteo、Scality和eBay等国际性科技公司，纷纷远赴他国上市并落地生根，反而无力推动法国本土的创新经济。 

     因此，广东亟需将短板补上。临近广东的港澳地区，拥有国际一流水平的高等院校、科研能力、良好的教育资源，国际化的贸易与金融人才以及来自北美和西欧国家的顶级科研人才，可弥补广东科研水平和培育创新人才不足的短板。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更可在金融、语言、法律、会计等专业服务领域，为广东创新企业提供与国际接轨的路径。 

     在具体合作方面，除了粤港澳三地高校、科研机构合作进行科研攻关、共同培育创新人才，以及可成为会展经济以及生产性服务业的载体，在资讯以及培训等方面发挥作用之外，广东政府还应鼓励、支持省内科研企业在港澳设立分部，通过与港澳的多层次合作，借助港澳地区法制、语言、文化和法制教育环境等的国际化和便利化，吸引和招聘更多外国高端科研人才、顶尖大学毕业生，对内充实科研创新力量，对外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 

     此外，我国要加强参与国际经济组织的顶层设计，更应考虑在粤港澳的新型高端智库、人才试验田内，结合广东自贸区的政策和港澳地区在国际贸易中的经验和资源，积极寻索如何解决打破关税及由关税为主所形成的各种贸易壁垒，也可考虑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制定一个税务方面的“负面清单”，让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沿线国家的企业，可根据这份清晰的“负面清单”到东道国投资。这份税收“负面清单”，可先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始实施起，经过不断完善和改善，之后再逐步延展至其他国际经济合作组织如OECD和G20，此举不但是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体现，也完全可进一步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在贸易方面的互联互通。 

     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智谷”内创建的高端智库建成和国际人才合作平台，有助建立一个符合国际规范的工作环境和文化，以及避免出现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冲突的情况。 

     符合国际人才生存和发展的工作环境和文化能够不断吸引人才，推动他们为共同的理念热情地付出，形成一个以强大文化支撑的、良性的、不断循环的生态系统，这不但有利于为国家高端智库建设提供试点平台，也有利于通过平台将如何更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和“一带一路”的政策研究咨询为主攻方向，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提高我国的制度性话语权、中国企业国际化以及制度性话语权打造为方向，开展全球经济治理、“一带一路”的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并及时总结和推广试点经验。 

     在金融创新试验田方面，当前深港资本市场互联互通已箭在弦上，建议可通过利用双方既共通又互补的金融优势再向前一步，在“中国智谷”内共创一个“港深交易所”。 

     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中，提出要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广东省其后公布的《广东省参与建设“一带一路”的实施方案》中，也提出要“突出粤港澳合作”。但两份方案的相关内容均显示，两地未来的合作仍然集中在物流、航运、金融和专业服务等领域，这些内容，过去无论是CEPA、还是自贸区均已有涉及，如今在这些领域继续加强合作虽未尝不可，但略显新意不足，也较难有效提升我国在国际金融市场、国际经济组织的地位。 

     因此，可考虑在“中国智谷”内，如在深圳前海地区内创立一个“港深交易所”。该交易所可考虑由港澳深三地交易所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和管理，在交易平所的规则、制度和技术等设置上进行创新，当中既采用内地和香港股市现行的标准，又吸纳美国交易所或欧洲大型交易所的规则，通过这种中西结合的方式来创建新交易所。同时，“港深交易所”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易所进行“互联互通”，在“港深交易所”上市的企业，也能在沿线国家的交易所同时上市。 

     该交易所的标准，既要能接地气，不可曲高和寡，又要有创新，以“不管是土猫、洋猫，能抓耗子的就是好猫”的态度，在顾及中国现实情况的同时，汲取欧美交易所的精华，创造一个崭新的交易所。两地若能共建此新型交易所，应该是港交所、深圳前海地区所乐见，也应是双方希望促成之事。而且，未来香港、澳门、深圳、广东甚至包括全国都能在三方面大有受益。 

     一方面，新交易所应采取当今国际上有利于创业企业上市的条款，这将有助吸引更多的中国企业前往上市，避免墙内开花墙外香。目前无论是港股还是A股市场，受限于现有的规则、制度，导致阿里巴巴、百度等大型公司转往美国上市，令人惋惜。再加上日本、新加坡和台湾等交易所，都计划推动类似沪港通、深港通的互联互通机制，致力横跨东亚、东盟国家及大中华市场，以抗衡中国沪深港三市联合带来的冲击，并争夺更多市场份额。新型“港深交易所”的出现，可以吸纳原本计划前往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以及已在美国上市有意回归的中国企业转往新交易所上市，这无疑可巩固和进一步发展香港、深圳的金融地位和市场份额，同时也能为深港、粤港在未来的深度融合上，探索出一个创新的合作模式。 

     另一方面，全新、开放的上市平台以中国为纽带，可深化各国商界的关系和经济的联系，将有助增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的认同，以及促进我国进一步主动参加国际金融体系。随全球各国金融系统趋于互联互通，“金融语言”已渐成为国际共同的语言，各国民众对企业上市，股价、股市的波动等共同的体验，已产生了具有广泛认同性的“通感”。在这种“通感”面前，不同的语言、风俗、民族和国籍都不再是界限。 

     在中国未来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领域的合作中，“港深交易所”不但可以给沿线国家的企业，以及前往沿线国家投资的中国内地企业、香港企业多一个可供上市的交易所，更会增加沿线国家的民众、投资者这种“通感”，以金融语言的方式“润物细无声”般的增加与沿线国家的沟通，乃至与全球金融市场的沟通。 

     采取新规则，更能与国际市场接轨的“港深交易所”，有助粤港澳扩大融合的深度和广度，可探索的领域将比“沪港通”及“深港通”更多。这既能为中国内地民众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众积累和继续增加财富开辟新出路，也能推动我国在金融、会计和法律等众多高端服务业与国际市场全面对接、推进标准互认，甚至是推动共同制定相关行业的国际标准，推动中国“标准”走出去，促使我国真正成为国际经济、金融市场的维护者、建设者和贡献者。 

     简而言之，粤港澳共同打造“一带一路”的“中国智谷”，推动三个试验田的建设，不但符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十三五”规划和“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要求，也是打通己学和彼学的关键，更是中国深度全球化、积极全面参与国际规则顶层设计、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互联互通的新尝试。(一带一路门户网，编辑记者，周诗杰)

本文由梁海明、赵磊供稿 

        梁海明：一带一路百人论坛研究部主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 

        赵  磊：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国际关系与台港澳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