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评选最有利于拉动亚洲经济贸易投资机制的专家投票中，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位居首位，其次是“亚太自由贸易区”，您认为“一带一路”比自由贸易更吸引人的亮点是什么？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新兴经济体研究室主任沈铭辉：国际贸易往往受制于关税以及检验检疫等非关税的壁垒，事实上它不仅仅受制于这些狭义的贸易成本，它还受制于运输时间、运费、运输成本和信息沟通成本等广义的贸易成本。在相同的情况下，如果距离相等，陆运成本往往是海运成本的7倍左右，因此对于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和不丹等这12个内陆国家来说，它们的成本就非常高，从而导致这些国家很难发展贸易。自贸区解决的是发展后的贸易，而解决发展前的贸易可能就需要依靠“一带一路”了。

亚洲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一带一路”帮助亚洲国家和地区进行比如道路、桥梁、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这对扩大中国与其他经济合作国家结构转变有什么样的推动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新兴经济体研究室主任沈铭辉：作用非常大，过去亚洲开发银行预测从2010年到2020年这十间，亚太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资总需求将高达8万亿美元，但世界银行估算发现，真正的投资只占到了50%，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亚投行、“一带一路”战略的共同努力。如果这一问题得到了解决，效益将是非常大的。如果我们能通过“一带一路”提高它们的运输能力并降低运输成本，我相信这些落后国家参与全球化的能力和水平将大幅提高，从而进一步的参与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最终带动相关的经济发展。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指出，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2016年，在个别区域寻找发展新机遇，成为摆在各国寻求发展机会的人士面前的共同任务。部分专家表示，亚洲增长的新机遇和新动力日益显现，整体预期低迷中不乏亮点。您怎么看“亚洲增长的新机遇和新动力”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新兴经济体研究室主任沈铭辉：事实上这一次危机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创造性的危机、创造性的破坏。我们在十三五规划中提出了要发展新兴产业，推动自主创新，所以我们应该简政放权，并大力扶持新兴产业，特别是要改善营商环境，让投资有一个更好的发育环境。我希望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一些新兴产业能够脱颖而出，从而带动中国进行新一轮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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