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国家级新区而言,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既是国家的战略任务,也是自身发展的难得机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桅认为,国家级新区应成为“中国模式”的代言者,成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享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示范。
记者:目前我国已有17个国家级新区,作为承担国家重大发展和改革开放战略任务的综合功能区,您认为国家级新区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角色?
王义桅:“要致富,先修路;要快富,修高速”。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民间经验总结。无论从顶层设计还是具体实践看,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阶段都产生了一系列中国特色的做法、经验与模式,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丰富的营养。比如,革命战争年代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积小胜为大胜;再比如,渐进式改革、从沿海到内地的有序开放,通过产业园区、经济走廊等试点,然后总结推广,形成以点带面、以线带带的局面,最终以中国国内市场一体化为依托,辐射周边,形成欧亚大陆一体化新格局。
国家级新区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扮演三大角色:
一是中国模式的代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体处于工业化的早期阶段,中国的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经验最为鲜活,对他们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各类产业园区、经济开发区、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对广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较大吸引力,因为大规模效仿中国模式有难度,但从特区、局部领域有可能,连发达国家也在探讨与中国合作建立产业园区,吸引中国投资、增加就业和研发水平。尤其是机场、港口附近搞园区试点,已经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比如西哈努克港被誉为柬埔寨的深圳,中白工业园区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样板,都是中国模式的代言。
二是先进生产力象征。各类产业园区、开发区是先进生产力的孵化器,代表了中国在各类产业、开放项目上的先进性,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享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示范,也是他们从“向西看”转为“向东看”的风向标。
三是全球产业链布局的先导。通过“一带一路”产业园区、开发区的纷纷落地,中国在进行全球产业链布局,不只是寻求国际产能合作之道、提升中国在全球化分工中的地位,而且延伸了中国市场、开拓欧亚非大市场,最终提升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制度性国际话语权。
记者:一带一路”建设有机遇更有挑战,国家级新区如何通过深化改革,发挥“新”的优势,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王义桅:截至2015年底,中国同23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了77个经贸合作区。事实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经贸合作从量到质,从思维到机制,从重点到痛点,都有了很大变化。国家级新区通过深化改革,发挥“新”的优势,完全可以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大显身手、大有作为。
首先,新型工业化、城镇化的试点。提升和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以推动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提升福祉为目标,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国际产能合作。充分利用中国的制造业的技术、成本、服务优势,来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进程。
其次,新的合作理念推广。紧密结合当下及未来的国际贸易和国际商务的电子商务的新特点,特别需要利用科技创新,通过通关一体化建设、通过口岸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投资和贸易的便利化,来拓展“一带一路”经贸合作内涵的深度和广度。在此基础上,推广中国合作共赢的理念,为全球化注入正能量。
第三,新的规则制订。在加快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RECP)谈判的基础上,构建“一带一路”沿线的FTA谈判,促进双边和多边的FTA谈判与实施,尤其是中国—东盟FTA升级、中国—斯里兰卡及中国—海湾合作组织FTA完成实质性谈判,是今年“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通过结合跨境电商等新型国际贸易和投资模式,尤其是面对美国提出来的TPP、TTIP,提出中国在构建经贸规则方面的建议。
记者:作为丝绸之路起点上的国家级新区,您认为与两江新区、兰州新区、天府新区、贵安新区等陕西周边其他国家级新区相比,陕西的西咸新区未来应该在哪些方面发力?
王义桅:去年6月,笔者参加中宣部组织的“知名专家学者国情考察团”,曾考察西咸新区。与其他新区相比,西咸新区最大特色是继承古老中华文明——如生产为生活服务、天人合一理念,借鉴西方先进理念——如海绵城市和现代物流,开创新型融生产-生活为一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区模式。今后还可在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上下功夫,成为开创21世纪人类文明的先导。
王义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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