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07-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整个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变，这为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尽管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国际化和全球化趋势已经终结为时过早，但是似乎依然可以说2016年以后的世界与以往大不相同了。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需要“一带一路”倡议。

    二十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经济全球化浪潮和新自由主义在欧美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对美国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美国产业的不断空心化;二是对金融监管的不断放松，最终酿成了07-08年美国金融危机，并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和全球性的经济衰退。美国中产阶级的贫困化和塌陷导致了他们对美国政界学界精英以及华尔街的不信任和逆反，并最终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成功逆袭，即把反映美国底层大众意愿的特朗普选进白宫。而经济危机、难民潮、恐怖事件击碎了欧洲人的国际化梦想，导致了欧洲各国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抬头，直接后果是英国脱欧以及其他欧盟成员国的可能脱欧。特朗普当选后的美国要重振美国制造业和强化贸易保护主义，欧洲国家脱欧的主要目的是扎紧中东北非难民涌入的篱笆。换句话说，2016年后的美国和欧洲将会更加内卷化，有可能减少对发展中国家的关注和援助。

    另一个巨变是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的崛起，这导致发达国家在全球产出份额中下降到不到40%(Hoeven, 2012; Roach, 2017)。其中，中国的崛起最为耀眼。中国自二十世纪70年代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济高速增长，将近8亿的中国贫困人口成功摆脱贫困，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工厂，在国际产出中的份额由2007年的11%上升到2015年的17%(Roach, 2017)。中国的经济奇迹不是依靠国际援助，而是中国自身改革开放的结果。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佛大学教授阿马蒂亚·森于2016年2月25日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时曾指出：“我认为，世界能从中国领导作用获得的最大收益就是向中国学习。中国提供了许多经验，但实际上没有被注意到，有时我认为这些经验甚至在中国也没有得到认可，所以我们应该强调这一点。”从整个中国发展经验看，从制度安排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地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逐步建立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业化所必需的经济社会制度安排：(一)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治理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安全稳定的国内外环境;(二)在社会政治经济架构中允许各种所有制的工商企业和企业家的存在和发展;(三)劳动力流动和劳动力市场;(四)大众教育体系提供了工业社会所需要的大量白领职工(技术职工、管理和经理人员、销售人员、工程师、科学家、会计师、律师等);(五)产品市场的存在和正常运行;(六)一定程度的产权保护;(七)相对稳定的金融体系;(八)基础设施建设先行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使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时间里由一个贫困落后的农业国成长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将对国际发展援助带来巨大影响。一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可以拿出更多的资源帮助发展中国家。二是中国的政治治理模式不同于西方国家，但是中国也成功实现了工业化，因而中国模式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带来了新的选择。

    二战结束以来成立了很多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和摆脱民困的国际援助组织，如联合国旗下的开发署、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美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等，此外各主要发达国家还有各自的政府国际扶贫机构。然而现实是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扶贫开发实施半个多世纪后，今天依然约有十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缺医少药、食不果腹。针对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发展援助的低效，一些西方发展援助专家如William Easterly(2007)、Niall Ferguson(2010)甚至宣布了西方国家援助政策的彻底失败。

    在西方发达国家内卷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今天，中国和众多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南合作以及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进步的一个现实途径。工农业发展依然是发展中国家人民彻底摆脱贫困的唯一途径。然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仅是工农业发展落后，工农业生产赖以存在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交通通讯、电力、能源)也严重落后。先期发展起来的中国也需要与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上合作共赢，为此中国与其他国家一道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提出了“一带一路”发展倡议。中国发展经验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必将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与以往不同的、崭新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