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或者“One Belt/ One Road”已经是一个不需要解释的概念。在各种国际国内闭门开门会议上，已经没有多少人还会费力气澄清“一带”指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一路”则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搞不懂这两个缩写词指向内容的与会者也绝少有人会乐于冒遭到鄙视的风险公开要求发言人提供注脚。

然而，一个概念每个人都知道指的是什么并不等于在这个概念的定义方面没有歧义。由于“一带一路”顶层设计规划迄今没有对外公布，很大程度上，这个短语成了一个可以被随便定义的宽泛概念，其范围、内容和实行方式都是可以争论的。其结果就是出现了大量“我说的 一带一路 指的是……”及其变种表述。其实，对话在很多时候本来就是对话者在自说自话，看起来针锋相对，可如果仔细考察一下争论双方的对话内容，却往往会发现甲方所批评的和乙方所支持的根本没有交集。

举例而言，关于“一带一路”与中国过剩产能向海外转移的关系问题，批评者提出的指控包括中国输出过剩产能同时也是输出污染，因而必然引起当地民众的反对。而赞成者强调的则是所谓过剩产能对当地工业化的拉动能力。这一利一弊本来是在讨论过剩产能海外输出问题是应该被同时提到的一个事物的两面，然而，在中国当今的学术/政策/媒体过于绝对化的语境下，往往只会根据写作者的立场呈现其中的一个方面。

很多年前，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曾经饱受他手下那些经济顾问的折磨，那帮人事事都要谈论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就是不肯给出一个方向确定的建议。“给我找一个只从一方面看待问题的经济学家来！”杜鲁门叫喊道。他的要求在今天的中国倒是很容易被满足，因为我们相当多的学者和专家是只从一个方面看待问题的。

 当然，也可以争辩说，作者经过严缜的分析得出了具有方向性的结论，只是受到文章篇幅限制，不得不突出自己的核心观点，从而被迫对自己的分析过程进行压缩和精简，仅能呈现最能支持自己论点的证据。只谈一方面内容不等于作者立场先导只从一个角度看待问题。

 也许吧，但是，在媒体上发表这样的质疑和反思，能洗净危言耸听诱导公众的嫌疑吗？至于大鸣大放一片叫好的文章，恐怕也会让人产生有意无意进行“战略忽悠”的印象。不仅公共媒体如此，在学术和政策研究期刊或著作上，关于“一带一路”的文章很多也很极端。均衡性和中立性在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话语体系当中本来就存货不多，讨论“一带一路”的时候就更加所剩无几了。

有趣的是，在传统学术期刊和政策杂志上，关于“一带一路”的文章，唱衰者寡而阐述其战略意义或者畅想其实现方式者众。这不难解释。“一带一路”已经正式启动，在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学术体制下，公然反对或者唱衰的文章很容易被编辑自觉屏蔽。而另一个话语平台上，也就是在网络特别是新媒体自媒体上，人们却往往能够看到大量对“一带一路”提出质疑的文字。

 表面上看，很容易得出结论说，这些作者是因为无法在传统学术媒体上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而不得不曲线转战到自媒体，以警醒世人。不过，换一个看问题的角度，也可能是网络上的质疑者和唱衰者们秉持自己质疑一切、唱衰一切的习惯使然。在互联网上质疑一切本来就是表现自己智力超群的廉价手段。

不论是传统学术期刊还是新兴网络自媒体，言论的发表者在发表言论时强烈的功利主义心态——实现论文发表/获得点赞及转发——对作者的立论产生了近乎决定性的影响，其结果必然是中立和客观的丧失。立场，甚至是功利主义动机决定的立场，决定言论的结构和结论，这一倾向在今天的中国，很难说是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舆论形态。只不过在关于“一带一路”问题的争论上，因为另外一个因素的存在，使得这种争论变得更加地令人不知所云，那就是大多数讨论者对于自己所讨论的对象缺乏必要的知识储备特别是现地情况的了解。

叙事宏大是当下中国舆论甚至学术和政策讨论的特点，相应的，宏大叙事很容易导致细节上的粗疏。2015年年初，斯里兰卡总统更迭，之后传出中国投资的科伦坡港口城项目因为环评问题被暂停的消息。一时间，各种分析各种反思各种愤慨充斥媒体和网络，痛陈中国企业不知悔改不汲取缅甸教训者有之，质疑中国投资者和中国外交界的智力水平者有之，一幅“早知如此”的幸灾乐祸嘴脸者也有之。无数人从各种角度对科伦坡港口城项目的环境问题谈了无数种看法。洋洋洒洒的文章、帖子当中，有多少正确指出了科伦坡港口城的中方开发商来自哪里，又有多少提到了中方开发商此前聘请的环评方姓甚名谁呢？绕开具体问题直奔宏大的战略讨论，其实只是因为大家谈论的都是自己不知道的东西。这没什么奇怪的，毕竟中国专门跟踪研究斯里兰卡问题的专业人员只能以个位数计，而了解科伦坡港口城竞标过程又便于公开发表意见的恐怕也寥寥可数。少数人在此前发出的预警声音在中国的学术/政策/媒体圈子里根本就没有人关心。

类似的情形几年前在“阿拉伯之春”刚刚发生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过。并不是中国人当中没有人在事前预见到阿拉伯世界即将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人也试图做出过提醒。之所以没能引起重视，于公共舆论平台，是传播规律使然——坏事只有在发生以后才是新闻。而于学术/政策圈子，则显然不能用传播规律说事儿，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国际关系的学术/政策圈子长期沉浸在所谓全球性问题的宏大叙事当中，众多研究机构和大学对美国日本以外的地区研究既不投入也不在乎产出。即使有人从事地区和国别研究，很多情况下也只是通过美国视角。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相当数量中国从事国别研究的专业人士，对象国一辈子也没去过几回。一名研究人员跟踪一个地区的十多个国家的情况，主要靠剪切和粘贴写报告的情况非常普遍。

随着近年来中国外交整体上更加重视周边，国际问题研究话语也出现了“去美国化”的趋势，国别研究、地区研究相应得到了一定的重视。但首先，国别研究的成果是在时刻跟踪的基础上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绝非一朝一夕能够改变。其次，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界和政策界对宏大叙事的偏爱更是根深蒂固，很多人只是从前津津乐道于“理论”现在孜孜不倦于“战略”，不变的是看着地球仪捉摸天下大事的习惯。知道这些细节有什么用呢？有些战略研究者这样争论：“我不用知道那么多细节，照样可以得出符合事实且预判精准的结论，这些所谓细节不过是些不重要的干扰因素罢了”。还有一类研究人员意识到了细节的重要性，但不是试图进行缜密的资料搜集和细致的田野调查，而仅仅是浮光掠影走马观花地到某个国家参访了几天，参加了几场会议，听取了几个报告，回来就把别人灌输给自己的东西通过自己的话语在中国公众和学术/政策层面进行放大传播。不客气地说，这不叫重视细节，这叫天桥耍把式，其背后仍然是习以为常的傲慢和偏见。

坦率地说，表象宏大实则空洞的战略思维方式很可能是今天中国很多无聊甚至有害的争论的成因。不了解具体情况，只能从宏大叙事的战略角度谈论问题，于是立场就比分析和论证更加重要。所谓“立场”在“一带一路”问题上，并不是该这样做还是该那样做的路径选择问题，而是该不该做的所谓“战略判断问题”。这个问题的出发点甚至和“一带一路”无关，却和对中国未来发展前景的预期有关，其实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