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大战略，“一带一路”所要达到的战略构想是实现中国国内与外部特别是周边环境的长治久安。应该说，“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贯穿了中国一直倡导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相互支持的外交理念。这三个理念是新时期中国发展与世界各国关系的精髓。

当然，“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是以国际安全环境不出现重大转变的判断为前提的。尽管当前的国际安全环境存在诸多的不稳定因素，包括地区冲突、中国周边环境的局部争端、三股势力等，但是这些都没有破坏经济发展繁荣的大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从这一意义上说，“一带一路”是有安全上的保障的；反过来，“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又为安全提供了基础，有利于地区稳定和当地人民的安居乐业。

“一带”战略所要谋求的是打破传统的产业分工模式，即资源输出输入与制成品输入输出的关系，取而代之的是建立起现代的、综合的、可持续增长的分工关系

“一带一路”战略推行的经济基础

作为国家对外开放的大战略，“一带一路”塑造的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增长的经济体系，以此为中国中西部地区和周边国家的繁荣与稳定创造必备的物质基础。当然，二者的不同之处是两个增长体系因实施的产业基础不同、条件不同，因而需要不同的顶层设计和配备不同的政策。

1.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新型经济关系。目前，中国与外部的经济关系正处于转型的新阶段。当前推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正是中国与外部的经济关系调整的自然延伸，意味着中国正在努力将自身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关系向相互支持的发展方向上调整。这种转变来自以下几个方面的动力。

一是中国经济本身正在步入新的发展阶段，这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关系的转型提供了主导力量。目前中国已进入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即增长速度将从过去的10%左右下降到7%左右。上述变化提示我们，一方面，虽然中国仍需要外部市场需求的支持，但这种需求的态势呈减弱趋势，其原因在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尚未完结，仍然需要外部的支持，但是对外部的需求已经不像过去那么强烈。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也在提升中国对周边国家经济增长的支持。过去，在多种外交场合，包括一些国际合作组织中，尽管中国愿意对外部尤其是周边国家的经济增长予以支持，但是限于自身的经济实力，这种支持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意愿而在具体的行动上则常常力不从心，难有大动作。今天，中国对周边经济增长的支持已经发生了从意愿到行动的转变，例如中国推出500亿美元用于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目前，中国在尽力向周边国家和地区提供促进当地经济增长的政策计划，包括中国与多个国家签署的货币互换协议的升级、中国人民币清算中心的建立、提供对外援助计划，等等。

二是现有的地区产业分工体系正在发生改变，从而为中国与周边国家新型经济关系的确立奠定了基础。过去，东亚地区生产网络是以日本为核心建立的，如今这一网络正在朝扁平化方向发展。越来越多的东亚国家如韩国和中国技术实力的提升正在打破以日本为核心的地区生产网络，使得地区产业分工等级正在朝减少的趋势发展。

三是周边经济体同样正处于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时期，这为中国与周边国家新型经济关系的确立创造了条件。目前，周边国家或地区正处于工业化进程的不同阶段，有的在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迈进，有的在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迈进，有的在从工业化的中高级阶段向后工业化阶段过渡。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是经济处于快速增长与结构转换的巨变时期。在这一过程中，不同国家面临的问题有所不同，如资金短缺、基础设施短缺、技术短缺、部分制度或政策短缺等。为解决上述问题，周边国家正在通过合作以获得更多的外部资源。

2.“一带一路”战略的可实施性。丝绸之路经济带，即“一带”战略所要谋求的是打破传统的产业分工模式，即资源输出输入与制成品输入输出的关系，取而代之的是建立起现代的、综合的、可持续增长的分工关系。从传统来说，中国与中亚国家的产业分工关系主要是资源与制成品的互换，即中国对中亚国家输出制成品，中亚国家对中国输出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产品。这一传统格局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仍是中国同中亚国家产业分工关系的主导模式，不过，未来双方需要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将中国中西部地区打造成新一代的“硅谷”。

首先，中国中西部地区和中亚国家已经具备向新型经济关系迈进的条件。中国中西部地区和中亚国家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初步具备了向下一个发展阶段转型的客观条件（见表1）。 从主观意愿上看，部分中亚国家并不满足于现有的产业分工模式，已经提出新的经济发展战略，主要是以推进本国工业化进程、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为新的增长点。2012年哈萨克斯坦开始实施《2010-2014国家加速工业创新发展纲要》，把农业、冶金业以及石油加工、电力、化工和制药、信息通信和交通运输、建筑业列为优先引资发展方向。吉尔吉斯斯坦《2013-2017年稳定发展战略》把交通、电力、采矿、农业、轻工业、服务业等作为重点发展方向。2012年10月乌兹别克斯坦颁布了《关于促进外资吸引补充措施的总统令》，将石化、化工、纺织、机械制造、煤炭工业、医药、农产品(000061,股吧)加工、建材、石油和天然气勘探等领域作为优先发展领域并提供大量优惠政策。中国西部省区也有类似的发展要求，它们不愿意长期成为东部地区的资源输出基地，而是要建立自己的高附加价值工业体系（见表2）。简言之，中国中西部地区和中亚国家均处于谋求经济快速增长的阶段，这种内在的要求有助于中国中西部地区和中亚国家加强经济联系，从双方经济发展中获得益处。

其次，中国中西部地区和中亚国家发展的背后有中国东部地区的资金和技术的支持。过去，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一直享有西部地区的资源优惠条件，因而能够实现快速发展。如今，中国中西部地区和中亚国家同样需要发展之后的中国东部地区的支持。事实上，中国东部地区也已经具备一定的条件“援助”中国中西部地区和中亚国家，如在资金和技术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支持中国中西部地区和中亚国家建立新的经济增长点。

再次，中亚国家具有独特的“政治”条件。俄罗斯作为中亚5国的重要邻国，在经济上难以提供支持它们经济增长的足够动力，在安全上依靠俄罗斯、在经济上依靠中国的格局使得中亚5国有足够的经济发展空间。另外，其他国家也已经为中亚国家提供了基础设施、产业合作、金融等方面的支持或援助，未来的关键是如何将现有的条件整合到“一路”战略中。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路”战略所要建立的新的增长体系则是对东亚传统的产业分工体系的改造和创新，能够提升中国与东亚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位置，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周边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仍然沿袭传统的东亚产业转移模式，但是具有一定发展水平的周边国家需要中国以新思维、新产业进行重新架构，以有助于中国和周边国家产业共同升级、可持续发展。

第一，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和部分周边国家产业分工关系早已形成，具备共同调整和升级产业的基础和前提。表3列出了中国和周边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表4则列出了中国与周边国家未来产业发展的主要内容。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和周边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在发展经济的主观意愿方面具有一致性。

第二，其他资源条件，如金融、基础设施等正在成为产业升级的背后推动力量。在金融、基础设施、制度以及人文交流等领域，中国与东盟国家经过多年交往已经实现了高度融合。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新时期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打造中国—东盟的升级版等举措正在为中国—东盟产业升级创造制度条件。同时，人民币在新加坡的成功交易有力地推动了金融领域的融合，为产业升级创造了资金条件。目前正在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在为亚洲国家基础设施的发展、解除产业升级的瓶颈创造环境条件。

第三，可资利用的非“一路”沿线国家的内在价值。尽管日本、韩国不是“一路”上的沿线国家，但是它们与“一路”沿线国家存在天然的合作关系，不可能因“一路”战略的实施而被切断，从某种程度上说，非“一路”沿线国家和中国在构建与“一路”沿线国家的关系上存在某种竞争关系，未来中国应加强与第三方的合作，尽可能将竞争转化为合力，共同促进“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比如，日本和韩国在东亚地区所具有的资金技术优势是突出的，同时它们的技术水平仍在引领亚洲产业的发展，如何将日本和韩国的资金技术优势整合到“一路”战略中需要我们改变传统思维方式。

产业园区的建设，不仅有助于建立中国与周边国家内在经济联系的外化平台，同时也是共同增长体系形成的核心基础

“一带一路”战略推行的思路及对策建议

“一带一路”战略涉及众多国家、众多领域以及众多环节，中国应主动为“一带一路”国家提供可持续增长的支持，以此促进自身和外部国家的共同增长。

第一，通过深度经济体制改革，扩大内需，以此对周边国家形成较大的产品需求市场，拉动周边国家的经济增长。实际上，在中国将部分产业迁移到周边国家之后，自然会形成相应的消费需求缺口。同时，中国需要采取扩大内需的分配体制改革，让民众内在的消费潜力得到应有的释放，进而扩大对进口产品的新增需求。市场至少在未来一定时期内是中国维系周边经济关系的主要力量。

第二，继续发挥一些惯常的手段，如贸易和投资，进一步密切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例如，加大中国与外部国家之间产品和服务的相互进口，以此形成中国和外部市场之间的对称性的相互支持。目前的关键是将进口的产品结构从原材料、中间产品、资本品转化为消费品。再有，中国应继续加大对周边国家的投资，在支持周边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有利于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这里的重点是加强产业园区的建设。产业园区的建设，不仅有助于建立中国与周边国家内在经济联系的外化平台，同时也是共同增长体系形成的核心基础。

第三，加大金融合作，有助于人民币走出去。可考虑建立以新疆为中心的西部金融中心，用于满足中国西北地区与中亚5国的货币金融需求。另外，建立中国上海、中国香港与新加坡三地联动的服务人民币走出去的金融体系，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在周边国家的使用规模。

第四，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是建立中国与周边国家联系的硬件通道，也是民心沟通的“软件通道”。由于这方面的投入巨大，非一国国力可承担，需要周边国家及各个机构共同“投资入股”。为此，需要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基础，加强与主要周边国家银行、企业等的合作，尽早弥补基础设施的关键缺口，从而使“一带一路”得以早日惠及民众。

第五，尽管目前面对来自美国的跨太平洋(601099,股吧)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挑战，但中国仍需要继续加快区内市场整合的进程，以此扩大地区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目前仍处于碎片化的地区市场远远不能满足区内成员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应对全球风险的要求。以中国—东盟的关系为例，基础设施短缺无法满足当地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客观要求；在贸易投资领域仍存在较大的障碍，不利于中国—东盟之间的贸易投资往来。贸易投资等问题尚且如此，国内政策体制衔接等更需要进一步地商讨，目前中国—东盟之间经常存在国内政策衔接不到位进而影响双方已有的合作协议执行的问题，其他如人员往来包括签证等方面也在阻碍人员交往的扩大等。

另外，作为一个大的系统工程，“一带一路”的战略目标难以在短期内实现，因此“早期收获”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推进点。在重点国家、重点领域和重点合作机制安排上应大力体现“早期收获”的安排，一方面有助于实现“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行，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中国与外部经济关系的深化。当然，这里有必要加强阶段性成果的设计与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