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吴心伯看来，目前，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是发展而不是安全。在这种情况下，“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共谋发展、共同把蛋糕做大，而“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也是基于利益和责任的纽带而建立的区域关系。这些都是对“万隆十原则”与时俱进的发展和创新。

      1955年的万隆合作是南南合作的先声。60年后，中国将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继续拓展与亚非国家的合作。在这个过程中，如何真正实现共同富裕，最大程度减低对其他国家资源和环境的破坏，将是考验中国大国外交智慧的重要课题。

      2015年正值万隆会议召开60周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4月21日至24日赴印度尼西亚出席亚非领导人会议和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活动。亚非各国领导人也将于4月24日在万隆重走60年前亚非领袖的“历史性步行”，纪念、继承与发展万隆精神。印尼总统顾问潘才旦表示，截至目前共有35位国家元首确定应邀出席这一重要活动。

      万隆会议60周年的纪念活动受到了印尼政府的高度重视。据印尼公布的纪念活动日程显示，4月19日至21日将在雅加达举行高官会，22、23日在雅加达举行领导人会议，24日在万隆举行庆典活动。预计将有109个亚非国家、17个观察国及25个国际组织代表团受邀参加。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吴心伯认为，在纪念万隆会议60周年的时刻，我们也应当秉持与时俱进的精神，提出一些符合时代潮流的国际关系准则和中国大国外交的新理念。

      “万隆十原则”六十年不衰

      1955年4月18日至4月24日，万隆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这是有史以来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讨论亚非事务的大型国际会议。会议确定了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十项原则，留下了“团结、友谊、合作”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伟大创举。

      “万隆会议为后世留下了两个重要遗产，一是加快全球多边主义进程，二是为国际关系指导原则奠定了基础。”联合国副秘书长苏亚雷斯4月13日在亚非法协第54届年会上指出，“万隆十原则”为亚非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提供了指导原则，为和平解决国家间历史遗留问题和国际争端指明了有效途径。1970年和197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有关宣言都接受了十项原则的内容。

      这样的成果来之不易。当时，与会各国的情况复杂，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存在巨大差异。在会议第一天，很多国家直接攻击中国的共产主义，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充满了怀疑。在会场气氛越发紧张的情况下，周恩来在即席发言中明确表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中方准备在坚持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亚非各国建立正常关系。

      “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求同存异’的主张，就表明了我们的外交政策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来划分。尽管有很多差异，但我们与很多二战后刚刚独立的新兴国家一样，最关心的就是维护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周总理找到了我们和这些国家的共同点，在第三世界争取到了越来越多的盟友。”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吴心伯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如是说道。

      60年后，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的亚非国家面临着殖民主义、贫穷落后的问题，但今天亚非地区的发展活力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中国、印度、南非等国已成为各自地区的领头羊。

      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4月14日表示，中国将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十项原则，致力于构建以和平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对于中方释放的这一信号，吴心伯表示，“这说明万隆十原则对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将继续存在于我们的外交政策之中。尽管中国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但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与第三世界国家还是天然的盟友关系。”

      “万隆十原则”有创新

      与此同时，吴心伯认为，在纪念万隆会议60周年的时刻，我们也应当秉持与时俱进的精神，提出一些符合时代潮流的国际关系准则和中国大国外交的新理念，“比如，我们在这两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周边国家的命运共同体’，就反映了在新形势下处理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新思路”。

      在吴心伯看来，目前，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是发展而不是安全。

      在这种情况下，“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共谋发展、共同把蛋糕做大，而“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也是基于利益和责任的纽带而建立的区域关系。这些都是对“万隆十原则”与时俱进的发展和创新。

      1955年的万隆合作是南南合作的先声。60年后，中国将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继续拓展与亚非国家的合作。在这个过程中，如何真正实现共同富裕，最大程度减低对其他国家资源和环境的破坏，将是考验中国大国外交智慧的重要课题。

      对此，吴心伯认为，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没有海外殖民的历史，可以至少在两个方面努力做好：

      第一，要帮亚非国家发展好基础设施建设。西方国家在海外投资的时候不会主动架桥修路，而是等到基础设施搞好了才进去，因为基础设施的投资周期长、投资金额大、回报较低。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美日共同主导的亚洲发展银行做的都不够，这就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提出的亚投行表示热烈欢迎的原因。我们可以把中国“要想富先修路”的经验推广到其他国家。

      第二，在中国的海外投资过程中，不要让污染严重的企业把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从中国的经验来看，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我们承接了很多发达国家的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现在不能不面对环境遭到破坏的苦果。在我们推进“一带一路”的过程中，我们就应该避免同样的做法。

      从接受国际援助到有能力帮助其他国家，中国在快速崛起的过程中也面临着重新被国际社会认识并接受的问题。听听近几年不绝于耳的“中国威胁论”就应该知道，这一任务的难度绝不亚于建国之初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那些对中国持负面态度的声音有两种。一种是由于中国发展速度很快、力量很强大，有一些小国有一些怀疑和不信任。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我们能够把各种倡议很好地实施下去，在事实面前，这些针对中国的疑虑会慢慢地打消。”吴心伯说。

     “但另一种就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针对中国的崛起和影响力的上升，抱着一种零和的心态，不管中国怎么讲、怎么做，都会坚持反对，就像对待亚投行的态度。”吴心伯说，“对这样的国家，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道理讲清楚，把事情做漂亮，剩下的就不用管了。不能指望所有的国家改弦易张，以新的眼光看待中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