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前的喀布尔，集市遍布大街小巷，许多来自地中海的商人在这里完成交易后赶着驼队一路西行回故乡，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看不懂中文，也不曾见识过雄奇瑰丽的唐都长安。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其实只是来自于刚刚在市场上购买的流光溢彩的中国丝绸。
同时，在喀布尔以南数千里，浩瀚的印度洋上，一艘艘阿拉伯帆船乘着温暖的季风劈波斩浪，阿拉伯水手在璀璨的星空下好奇着圣训“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里面提到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对中国的直观认识同样只是来自于船上装载的货物，那是美轮美奂的中国瓷器。而这些瓷器是他们的船只停靠在锡兰时，船主从操着不同语言的来自更加东方的商人手中购得的。
不论是穿越中亚的陆地丝绸之路，还是横跨印度洋的海上丝绸之路，一千多年来，真正把东方和西方联系起来的并不仅仅是那些奔波跋涉的商人旅者，更是他们运载的货物。实际上，这些货物往往比他们的主人走得更远。接力式的贸易不但把中国的丝绸、茶叶和瓷器带到了遥远的罗马，也让沿途阿富汗、锡兰、阿拉伯半岛的许多人民因为转口贸易而富足起来。
两条教益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留给了今人两条至关重要的教益。其中之一是丝绸之路不属于任何人、任何国家甚至任何文明。曾经有一个控制了地中海东岸的军事强权打算独占东西方通道的贸易利润，其结果非但没有使得这个强权从此再无财政之虞，反而因为其超高的税率迫使商人们另寻他途而最终导致了地中海东岸陆上通道的衰落。历史证明，试图主宰丝绸之路的梦想不但无法实现，而且还会让痴迷者最终自食其果。
另外一条教益则与之正好相反，丝绸之路的兴盛并不是因为贸易通道上有一个国家可以源源不断地向远端市场输送自己的产品，更不是因为这个国家的出口产品数量之多，以致于仅仅依靠运送这个国家的产品就可以维持丝绸之路的繁荣。丝绸之路的千年兴盛恰恰在于它让所有沿线地区都能够享受到物流所带来的巨大效益。它是所有值得被运往远方的商品的贸易通道，可以叫做丝绸之路，也可以被叫做胡椒之路、瓷器之路、以至于棉花之路。
这两条相关且相反的教益道出了丝绸之路真正的价值所在，在千百万人挥洒汗水甚至付出生命的追梦途中，来自沿岸地区甚至更遥远的地方的各种商品，通过丝绸之路到达了它们的制造者从未听说过的地方，文明由此而融会贯通。
丝绸之路的非专属性是今天正在雄心勃勃地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中国必须牢记在心的。中国不能也不应该设想“一带一路”建成之日，变成“中国制造”攻城略地占据沿岸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个商场和超市，成为沿岸几十亿人民享受现代生活的物质保证。换句话说，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从一开始就不曾打算把这两条记载了人类历史千年辉煌的古老商道改造成中国专属的商品输出走廊，以及与之相配套的能源和原材料输入走廊。
寻找新增长点
很多人都把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经济动机，至少是其中之一，归结为中国庞大的剩余产能需要输出到海外。中国的确存在着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一带一路”的沿岸国家大部分则处在工业化前期甚至尚未启动工业化。这两者之间似乎存在着明确的供求关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建成“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后，中国产品，比如服装、玩具、家用电器等日用品以及机械设备、工程机械能以更大的规模涌进国际市场。
坦率地说，如果生产这些产品的中国企业家等待的是这样一个前景，他们将无一例外地感到失望并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一带一路”战略的确包含转移中国过剩产能的意味，但要转移出去的是“产能”，而不是“产品”。中国在“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就位后，真正会走出国门的应该不只是我们的产品，更应该包括我们的工厂、办公室以及最重要的——我们的人员。
对于中国来说，有没有“一带一路”，量大、价廉、质量水准日益提高的“中国制造”，都是中国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贸易保持盈余的原因。长期的贸易盈余推动了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各个方面非常严重的问题，比如贸易纠纷、比如巨额外汇储备、比如为实现产品出国而不得不大量购入能源和原材料所导致的不对称依赖、再比如为维持工业生产而支付的巨大环境代价。
中国根本没有理由希望继续维持自己与其他国家的巨大贸易盈余，更不会以此为目的推动规模宏大的“一带一路”建设。
实际上，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其中的目的之一正是要通过产能的海外转移而减小中国经济对工业制成品出口的依赖，而不是继续扩大这种依赖。
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利己主义动机是为中国经济寻找新的增长点，而不是扩大原有增长方式的规模。“一带一路”并不在于增大中国的出口，要扩大的是中国经济在海外的存在，密切的是中国工业化与沿岸国家工业化之间的联系。简单地说，“一带一路”要实现的是中国经济的真正国际化，国际化的是中国的资本、技术和产业链，绝不只是产品。
中国打算销售的是自己的资本、技术和产业链，这就意味着中国向海外转移产能不能是一些人向往或者抨击的淘汰落后产能过程。中国转移产能应该有助于推动国内经济转型和升级，具体来说，中国转移出去的产能应该能与留在国内的企业保持产业链的上下游关系，为更高端的中国产品进入这些国家的市场奠定基础、建立路径。
与此同时，中国转移出去的产能也必须受到当地的欢迎和支持，能够提升沿岸国家的工业化水平。中国企业不能只对收购能源原材料有兴趣，否则难以逃过掠夺资源的指控，也不能一心想着用海外转移产能的方式规避国内正在趋于严格和科学的环境监管，中国企业如果再一路走过去留下一带黑烟，那将是“一带一路”战略最大的噩梦。
以目前“一带一路”沿岸国家的普遍技术水平而论，中国企业还是很有可能同时满足这两条要求的。比如在南亚，中国家用电器、民用车辆、通讯设备的制造水平与这些国家保持着一代甚至两代的差距，有可能在当地建立组装中心，实现中国企业的本地化，在不减弱双方经贸联系的同时减弱贸易不平衡现象。再比如在中亚，中国的农业技术、农产品加工能力都可以使得中国经济和当地经济之间产生更加紧密的联系。
输出产能，购买市场
既然中国要实现工业的海外布局，相应地，必然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海外中国工业的能源和原材料供应与保障问题。中国企业在中国国内组织生产需要能源和原材料，在海外生产同样需要。但如何保证这些企业的能源供应涉及到沿岸国家的能源供应状况，其解决方案不是在这些国家和中国之间修建专门的能源管道，而是提升沿岸国家的能源供给水平。
比如在巴基斯坦，困扰巴国民经济多年的痼疾是这个国家脆弱的能源供应状况，经常性的停电扼杀了投资者的热情。作为与“一带一路”建设平行的“中巴经济走廊战略”，其能源部分主要不是很多人想象的那样修建一条从瓜达尔到中国新疆的能源输送渠道，而是如何解决巴基斯坦国内的能源供应问题，非此，中国便无法与巴基斯坦携手创造出一个将近2亿人的巨大市场。
仅此一例，便可以证明“一带一路”的能源内容决不仅是中国如何通过“一带一路”确保能源安全，这不是说中国的能源原材料进口来源和途径的安全不需要保卫，而是说中国无法仅仅靠修建一系列港口、铁路和管道来保证自己能源原材料来源的安全。
原因很简单，一方面，中国企业已经广泛地存在于“一带一路”沿岸地区，他们的能源需求同样应该被满足，而中国显然不能等到这些国家自行解决能源问题之后再去当地投资实业。实际上，当地的能源开发与经营本身就是中国的巨大商机。
另一方面，连接中国与当地的能源基础设施只是解决了能源原材料的输送方式问题，而原材料特别是能源安全，地缘政治的作用力远远大于输送渠道的路径依赖，在极端的情况下，能源原材料提供方甚至能利用已经形成的路径对购买方提出并不平等的要求，而购买方即使承担了输送渠道的修建费用，也不能保证供应方从此脑海中不出现“能源武器”这四个字。和能源供应国自身的能源利益捆绑得越紧，才会越安全，而作为一个单纯的买家，显然是不够的。
综上所述，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所要输出的是和中国保持密切联系且有助于沿岸国家工业化提升的产能，包括中国的资本和技术，而要购买的则是市场，由此才能保证中国经济在“世界工厂”的成本越来越高的情况下继续维持相对高速的增长，实现中国经济的真正转型。这一过程，也是“中国制造”转型为中国企业的海外制造过程。
回望千年之前的丝绸之路，不妨天马行空地设想一下，如果那时候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民和手工业者跟随着橐橐的驼铃声一路向西，现在的世界还是这个样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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