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是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发展战略,但西方国家一直猜测这是中国为了输出价值观、意图称霸世界的“翻版马歇尔计划”。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蕴岭看来,共建“一带一路”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也是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需要。“这对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对中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有重要意义。”张蕴岭在近日于清华大学进行的演讲中如是说。
为何推动“一带一路”?
中国经济总量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这标志着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大国。
“大国要有大国战略,要办大事情。”张蕴岭说。
张蕴岭分析道,2010年后,我国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双边、多边协议日趋增多,随之跟进的有政策利好和资金扶持。但分散的倡议和资金执行起来存在困难、相互之间联系松散、影响多部门之间的协调效率。“一带一路”作为综合的举国战略,就可以将目前和未来所有的对外发展规划放在这个大的框架之下。
“这个框架的重要性取决于中国特殊的地缘优势,这既是中国历史上对外发展的方向,更是现在和未来发展的机遇。”张蕴岭解释道。
其次,我国要践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宣誓,强大了也不称霸,要走与传统大国崛起不同的道路。这就需要用新举措、新行动来证明。
“坚持走自己的路不容易。”张蕴岭笑言,“也是需要‘任性’的”。
从“教科文”切入
“一带一路”作为国家综合性发展战略,“教科文”领域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中国科协国际联络部副部长王庆林表示,教科文领域应该服务国家大局,通过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王庆林介绍道,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尚勇曾提出“创新驱动助力工程”,推动科技助力国家的创新发展。中国科协党组副书记张勤也提出:“我们要通过协同创新、合作共赢的模式来开展国际交流,助力我国的创新工程。”
“推进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建立科技强国的正面形象;成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规则与技术标准的制定者;输出人文理念和社会文明价值观等等。”王庆林说,“这都是我们‘教科文’领域的任务。”
在服务国家大局的前提下,“教科文”领域也应开拓自己新的增长点,根据“四个全面推进”和“一带一路”建设确定国际交流合作的长远目标和任务,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具体的规划和方案。
“在规划和方案中,我们要重点考虑条件建设、核心工作和成果体现。”王庆林说道。
同时与会的外国专家局科教文卫专家司副司长王嵩表示,不管“一带一路”是以商贸、经济、产品,还是服务作为核心,其最基础的、先行的应该还是教育、科技、文化领域的内容。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如果没有强大的民意基础,势必给‘一带一路’的顺利开展造成障碍。”王嵩说。
王嵩分析道,站在中国的角度理解,“一带一路”是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发展战略,目的是带动中亚、西亚、非洲、东欧等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发展,但西方国家一直猜测这是中国为了输出价值观、意图称霸世界的“翻版马歇尔计划”。
“为了避免陷入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战略的猜测,‘一带一路’战略从科技、教育、文化领域切入是再合适不过的。”王嵩总结道。
科技界在行动
中国科学院与中亚、东南亚、非洲、东欧的科技交流由来已久,在新的历史契机下,中科院正在重新整合资源,将对外科技、教育交流整合在“一带一路”的战略框架下。
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国际组织处处长王振宇向与会者介绍道,中国科学院为响应“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已经或正在部署三方面工作。
首先是与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合作。“在白春礼院长就任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长之后,中科院与其建立科技合作关系的发展中国家大都在‘一带一路’战略涉及国家的范围之内。”王振宇说道,“中科院利用新资源建立了海外科教基地,目的是将我们的研究平台从国内真正移植到相关发展中国家去,具体的做法是在这些国家设立中国科学院的分支。依托在国外设立的研究平台,开展合作研究和教育。”
目前已经布局的海外科教基地有以新疆分院为主,新疆各研究所参与在中亚建立的天然药物和环境科教基地,在肯尼亚建立的集合生物多样性、环境、水、气候研究和教育的“中非中心”;计划启动的有在尼泊尔建立的第三极环境和青藏高原环境研究中心,在斯里兰卡建立的海洋和清洁水中心,以及在泰国建立的技术转移中心。
第二个方向是人才培养。王振宇强调:“国际人才培养的目的是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为未来的沟通和对话打下基础。”为此,中科院提出了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博士生奖学金计划,每年200个名额,支持发展中国家学生前往中科院攻读博士学位。
“这有利于将‘一带一路’涉及到的国家中未来潜在的科技研究者、科技管理者通过这个计划建立与中国的关系,为未来两国的科技合作打下基础”,王振宇补充道,“这个计划从今年开始已经逐步扩展到发达国家,西欧、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学生都可以来申请。”
三是依托中科院有研究特色的优势领域,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比较关注的科研方向,设立针对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卓越中心。
“这些卓越中心依托各研究所,关注点在以下方面:一是利用每年固定的培训和研讨的机会,了解发展中国家在该领域中关切的问题和现状,同时建立起合作交流网络;二是承担可能成型的项目前期酝酿工作;三是承接发展中国家的科技战略咨询。”王振宇最后总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