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四(5月28日),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召开全政党大会,会议就中巴经济走廊下一步建设优先方向问题在各政党间达成初步一致。次日,巴主流媒体纷纷在头条报道了这一重大突破,而作为谢里夫所率执政党喉舌的《黎明报》更是用了“诸党派为中巴经济走廊亮绿灯”这样一个标题。
我在第一眼看到这份报纸时,先后经历了愤怒、理解、担忧这三种情绪的洗礼。愤怒,是因为习大大上个月访问时已经明确了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正式进入实施年,一个多月之后你们蹦出来亮绿灯?中国政府花钱帮你们发展经济还抢跑了咋地?理解,是因为围绕中巴经济走廊的各种争议自去年夏天起开始发酵,到今天重于得到暂时性平复,大家终于可以从“扯皮”模式转入“干活”模式了,对于极端渴望政绩的执政党来说,在久旱逢甘霖的快感之下口无遮拦倒也无可厚非;担忧,是因为反对党不可能就此善罢甘休,此次做出的“初步同意”、“原则上同意”等表态为日后继续找茬,卷土重来埋足了伏笔,与其说周四的全政党会议是个重大突破,我更愿意称之为是游戏暂停,而大到一个政党,小到一个非政府组织,全巴上下几乎人手一个“继续”按钮,想按就按。
关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具体细节,甚至包括一些并非细节的框架性问题,已经成为目前巴基斯坦国内各党派间争议最为激烈的问题,这在谢里夫总理召开全政党会议的做法上可见一斑。
“全政党会议”顾名思义就是由全部政党代表参加的会议,旨在就重要的国家级决策上凝聚各党共识,消除执行阻力。谢里夫在2013年当选巴总理后主持召开的第一次全政党大会,讨论的就是对待巴塔利班到底是打是谈这样一个重量级战略问题。此次其通过召开全政党会议的方式在各党派之间寻找最大公约数,消除反对声音,足见巴党派之间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问题的意见分歧之大。
争论:中巴经济走廊红利怎么分?
习大大访巴的两天,巴基斯坦国家电视台滚动播出有关中巴经济走廊的节目,将其盛赞为巴基斯坦国家命运的改变者。但在这一热忱期盼的背后,是关于走廊所带来经济红利如何分配的现实博弈。巴基斯坦既缺乏统一的民族认同感,缺乏能说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豪言壮语的政治伟人,更缺乏能在二次分配中做好转移支付职能的中央政府,因此尽管做蛋糕环节还没有正式启动,但是关于分蛋糕的博弈已经不可开交。
目前,巴基斯坦国内关于中巴经济走廊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如何走线的问题上。不夸张地说,除了北起红其拉甫口岸,南至瓜达尔港这一头一尾没有争议之外,置于走廊途径哪些省份、哪些城市,在政客和媒体人圈子里不仅每个人都能拿得出自己的一套说法并且言之凿凿,而且还活生生地炮制出一个指责联邦政府在未经有关省政府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与中方将中巴经济走廊规划从“西线”改至“东线”的“改线风波”。
关于“西线”、“东线”这两个概念的从无到有和相互对立,我只能说是佩服老巴的归纳总结能力。一方面,中方从来就没有将中巴经济走廊狭隘地理解为运输走廊,从未将其局限在道路基础设施层面,而是自始至终强调了中巴经济走廊项目的全面性。打个比方,某地居民缺水少电,严重限制其正常生产生活,中方在当地援建电厂或灌溉设施,独立成篇地盘活当地经济发展,这当然是中巴经济走廊的具体体现。因此,将中巴经济走廊置于讨论运输走廊的话语体系内,称其“途径”或“连接”某地,本身就是对走廊的片面理解。
另一方面,就算我们退一万步讲,把中巴经济走廊狭隘地理解成为一个简单的道路互联互通项目,那也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国家级公路、铁路网。规模如此之巨的项目在其设计规划阶段,定会有多个潜在方案,靠谱程度有高有低,不论是最后选择其中之一而舍弃其他方案,还是优先上马其中之一而随后启动其他方案,都是再符合国家经济建设客观规律不过的正常行为,而既然巴方本周四才给走廊建设“亮绿灯”,那么此前在议事阶段有个不同方案间的优胜劣汰或先后排序,怎么就成了“擅自改线”的背叛行为了呢?
尽管“东线”、“西线”、“改线”的提法本身并不严谨,但其还是道出了围绕走廊争议的核心,即中巴经济走廊是要更注重发挥总体“杠杆作用”,将巴东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作为支点,撬动巴基斯坦全国更快的经济总量发展;还是要更注重发挥省际“平衡作用”,在经济项目布局上对发展落后地区给予“纠偏性照顾”,避免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使巴国内本就突出的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剧。“东线”和“西线”分别成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和“公平压倒一切,不患寡患不均”的代名词。
习大大访问之后,两国对于将“东线”作为优先建设方向进行了再确认,并且不乏有识之士深受中方对巴经济发展承诺鼓舞,在巴媒体上大量撰文呼吁各党派要凝聚共识,不要将中巴经济走廊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葬送在自己手中,但主张“西线”建设优先的政治势力仍不依不饶,甚至在省议会放出了“不允许中巴经济走廊任何有关项目在本省内征地动工”的最后通牒。周四的全政党大会实际上是“东线”一派向“西线”一派的全面妥协,确定了优先建设“西线”的决定并获得各党派初步同意,但这一共识具有明显的脆弱性,如有的政党在表态中就流露出“同意先建设西线不等于自动同意日后建设东线”的立场。短短一个月之内,“东线”和“西线”建设优先顺序易位,成为巴政党政治绑架经济发展的又一案例。
深层根源:巴民族与政经问题爆发
类似的“线路”之争,本来是一个纯技术问题,完全可以交由两国委派并授权的技术官僚们拍板决定,但之所以其在巴方一侧出现过度政治化,甚至政治博弈绑架经济决策的现象,与巴国内长期积累的民族、政治、经济问题密不可分。三者相互关联,集中爆发,成为除沿线暴恐威胁之外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面临的最大阻力。
民族问题——巴缺乏健康国家认同感
巴基斯坦的四个省,分别居住着各自的主体民族,并且在语言、文化、性格上差异巨大。英国就曾将“统治旁遮普人、恐吓信德人、收买普什图人、敬重俾路支人”作为指导其在南亚次大陆今日巴基斯坦一带殖民统治操作的经典方程。这一缺乏压倒性主体民族的民族结构本身就不利于国家认同感的形成,巴宗教建国后主张以宗教意识形态作为国家认同感的基础,但未能有效解决各民族之间的互不认同。
5月12日,在巴基斯坦议会大厦前的一场反对中巴经济走廊按照“东线”优先规划施工建设的示威游行中,游行者不仅喊出了“要中巴友谊,不要中国—旁遮普省友谊”的口号,而且还将一位手持巴基斯坦国旗的老者驱逐出抗议队伍。在巴基斯坦国内就走廊线路问题爆发争议后,中方利用各种场合多次向巴方五次三番、苦口婆心地阐明,中巴经济走廊是惠及全巴基斯坦人民的,但民族主义势力和地方执政党仍坚持要优先使本区域、本民族享受经济走廊红利。从是有是无纠缠到谁先谁后,巴基斯坦在走廊建设问题上难以达成有效共识,民族问题是最根本的原因。
政治问题——巴没有真正全国性政党
在一个建国以来半数时间都在军政府统治下的国家来说,政党政治畸形发展可谓再正常不过。上世纪90年代,谢里夫和贝·布托率领的穆盟(谢派)和人民党上演了一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轮流执政好戏,实际上折射出了巴政党政治的深层次病态,即缺乏一个全国性政党,穆盟(谢派)和人民党作为巴历史最悠久、实力最雄厚的两大政党,分别以东部的旁遮普省和信德省为自己的大本营。为了稳住票仓,保住选票,千方百计地将国家资源向自己的大本营聚拢。
2013年,谢里夫凭借振兴经济的竞选纲领,以压倒性优势赢得大选,在国民议会实现了一党独大,随后李克强总理访巴,为巴方带去了“中巴经济走廊”这一大礼包。从此时起,尚未正式执政的谢里夫“准总理”就暗下决心,欲将中巴经济走廊打造成谢里夫家族的摇钱树、旁遮普省的明星项目,以及自己第三个总理任期的政治遗产。刚刚高票胜选后意气风发的谢里夫高调声称将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作为其执政的头等要务,颇有一种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扫清一切障碍力保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顺利推进的气魄,当时刚刚经历大选惨败的其他诸党也被谢里夫这一通云里雾里弄得摸不清头脑,关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未做太多实质性表态。
此后,巴政府的精力开始从经济建设转向国内反恐,在“对恐怖分子是谈是打”这一根本不由自己说了算(不由政府说了算的事儿在巴基斯坦还很多)的问题上耽误了大半年时间(2013年9月—2014年3月)。2014年夏季,当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重新成为巴全国性核心议题时,一年前的“举国共识”基本消靡殆尽。在看清了谢里夫政府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上欲让旁遮普省成为优先受益者和最大受益者的意图之后,代表其他地区和民族发展权的政治势力开始集中表达不满情绪。
在巴基斯坦不健全的民主制度下,穆盟(谢派)的一党独大就同时意味着其他政党话语权的过分压缩,客观上迫其在表达自身政治诉求时可选择手段有限;而从主观上看,巴反对党一方面需要时刻保持活动以避免淡出人们视野,另一方面由无力独自或联合就穆盟(谢派)对中巴经济走廊的有关设计进行建设性的反驳或提出可行的替代性方案,能破不能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因此正如我们看到,自从巴国内各政党间围绕中巴经济走廊发生意见分歧以来,几乎所有的反对声音都是通过非建设性方式表达的,比如议员在议会内不顾议程而直接对经济走廊规划进行发难、组织本党党员及支持者进行街头政治运动向政府施压、或者雇佣写手在自由过度、审慎不足的本国媒体上撰文混淆视听等。自始至终就没有个像样的《关于中巴经济走廊优先建设方向的科学论证及政策建议》或者类似的文件出台,充其量有几个政客打着“促进走廊建设”牌子建立的所谓智库和游说机构,但在启动仪式上做足功夫,完成为自身捞取政治资本这一目的之后基本就消声觅迹。
经济问题——巴省际发展水平差距大
与民族问题和政治问题相伴相生的是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在两大传统政党多年经营下,旁遮普省和信德省是巴基斯坦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社会安全环境最好(卡拉奇这多奇葩不算在内)的省份;而开伯尔—普什图赫瓦省(原西北边境省,名字摆在这了,荒凉程度脑补即可)和俾路支斯坦省(1998年的另一个5月28日,巴基斯坦在该省玩儿了把核试验,就相当于我们的罗布泊)则在国家政策忽略和自身禀赋不佳的双重因素作用下,经济发展落后,安全形势堪忧(2014年,全国恐怖袭击这两省占了四分之三)。
俾路支斯坦省作为巴基斯坦的自然资源大省和少数民族大省,不仅经济总量低,而且经济结构也以油、气、矿等资源项目为主,在对全国经济发展贡献巨大的同时,本省自身受益不足,也正是因为对此存在强烈不满心态,俾路支斯坦省的民族主义叛军在发动爆恐袭击时专门针对经济项目下手,铁路、油气管线、输电设施均是其重点打击对象。其宣称宁可让本省的油气白白烧掉,也不让其流向旁遮普省服务后者的经济发展,进一步拉大两者之间的发展水平差异。相比之下,开伯尔—普什图赫瓦省的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倾向虽没有那么严重,但总是以身处反恐战争前线的受害者身份说事儿,说好听点叫扮弱者、求同情,说不好听了就是摆出了一幅“不给我发展经济老子就甘心做恐怖主义温床”的混不吝态度。
外部插手:美国拖巴基斯坦入泥淖
中巴经济走廊从太多方面来看都有着“怎么说都不为过”的重要性。是我一带一路建设的开山之作、是我对巴基斯坦“失败国家”面貌进行重塑的努力、是我破解马六甲困局和应对西太压力的利器、是中巴全天候伙伴关系向经济领域拓展的旗舰……不一而足。既然中巴经济走廊如此重要,美国当然不能坐视其顺利推进,当然要把搅屎棍子伸进来。
巴基斯坦这种民族多样性突出、民族主义情绪沾火就着、民主政治健全程度低下的国家,简直是美国对其进行内政干预的天堂。之前提到的英国人那句格言,美国人目前还在创造性地沿用。“敬重俾路支人”被逆用为“煽动俾路支人敌视对其不尊重的人”,而“收买普什图人”就直接变成了甩向开伯尔—普什图赫瓦省的一沓沓美元。
不用出伊斯兰堡,就能感觉到美国在巴基斯坦异常强大的基层触角。围墙比别人都高都后、空调压缩机比别人都多、柴油发电机足足有一个调机火车头那么大、保安岗哨盖得向狙击楼一样,那就是一幢标准的由美国人租住的豪宅,他们或供职于美驻巴使馆,或供职于某些道貌岸然的非政府组织,有的则只是负责物色和联络能够为美国卖力的当地人。而在伊斯兰堡唯二稍上档次的酒店会议厅中,几乎每天都有国际开发署、富布莱特奖学金项目的宣讲会。美国的使馆还会时不时地搞点茶话会,专门请一些对联邦政府、对中巴关系、对经济走廊计划有异议的人参与其中,大使或其他高官亲自出面主(布)持(置)活(任)动(务),然后数日之内必有或大或小的杂音甚至实质性破坏动作出现。
美国凭借其美元优势和媒体霸权,在民风淳朴(缺钱、好骗)的巴基斯坦社会各阶层都可谓一招鲜吃遍天,先是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对中巴经济走廊进行一通包装(抹黑),再给目标对象一笔贿赂或称活动经费,就算在当地成功树立了一个反对走廊建设的一个伙伴。说道这一箱箱拎来的美元都给了谁,我还是引用一下“脑白金”体吧:
送政府官员,让其在土地征用等具体操作环节故意拖延进度、设置障碍。要修一条8宽的公路,征来的土地宽度肯定不会超过10米,挖掘机、渣土运输车等大型施工设备根本没有作业空间。
送武装分子,用经过多国转手的秘密资金资助武装组织和个人,指使其将中巴经济走廊项目作为打击目标。既可以按照攻击目标进行明码开价(比如炸一根天然气管线给多少钱,炸一段输电网给多少钱等等),也可以按照进攻成本进行实报实销(比如给你200美元让你朝着某某方向打一发RPG)
送非政府组织,让其打着平等发展的口号,干着迟滞走廊建设的勾当。巴本地非政府组织很多处于缺钱少项目的状态,苦苦支撑,能够抱上美国大腿,接受一笔数额不菲且不许接受会计审计的“活动经费”是其竞相争取的天赐良机,故在拿钱办事上都颇为卖命,一种“以良好表现争取美国信赖和进一步支持”的心态广泛存在。
送反对党政客,让其在全国性的国民议会等场合抛出对中巴经济走廊的质疑声,迅速扩大争议,围绕中巴经济走廊的争议最早就是在巴参议员内爆出;或者在省议会直接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设置障碍。就在本月,开伯尔—普什图赫瓦省议会议长就威胁称若本省发展权益不能得到中巴经济走廊的偏袒性照顾,就将拒绝履行《土地征用法》,让联邦政府无法在本省为走廊有关项目展开征地工作。
送媒体和公知,美国在破坏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时延续了其惯用的“媒体先行”打法,动员巴基斯坦亲西方写手和政治评论人士在英语、乌尔都语媒体上大量投放关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负面信息,有的还借题发挥,指责中巴经济走廊是单方面利于中国而不利于巴方的。
对于美国的插手和搅乱,我倒是觉得大家与其一惊一乍,不如淡然看待。这么一个处处和我作对,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国家,要是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上摆出一副“我就静静地看你装逼”的不管不顾态度,我倒是会为中巴经济走廊的前景捏把汗;现在看到敌人这么重视,我也就放心了。
结论:细节设计掌握一带一路主导权
中巴经济走廊只是一带一路的开篇之作,实话说进展并不顺利,这其中有巴方的因素,或者可以说主要责任都在巴方,但是“责任不在我”并不能和“无教训可汲取”划等号。说巴基斯坦政党政治生态混乱,但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能好得到哪去(更何况巴基斯坦各政党在对华态度上好歹还是有共识的)?说美国对中巴经济合作干预程度深,那是因为我们一带一路建设在其他国家还没达到美国认为需要阻击的门槛,我就不信堂堂美国就只在巴基斯坦跟我们较劲。上述种种内外部阻力,自有在战术上的应对办法。但如果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现状能给我国带来一些值得在一带一路未来建设中推而广之的战略性经验教训,首先的就是要实现做好细节设计,做到主导权在我。
中巴经济走廊之所以被巴国内政治绑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2013年首次抛出这一倡议时,并未做好相应的细节设计,将什么是中巴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如何布局等问题的解释权交给了巴方,继而才会出现巴国内各派政治势力互不妥协,外部势力获可乘之机的情况。试想我在推出该构想倡议时,能够一并对经济走廊定义、线路布局规划、投融资具体方式等内容进行规范化、专业化论述,让巴方以先全盘接受再提针对性意见的方式参与共商共建,而不是从一开始就进行意见输入,将有效减少中巴经济走廊在巴国内面临的政治风险。
在预先做好细节设计这一点上,同为区域互联互通建设倡议的亚开行“中亚区域经济合作项目”就很值得我借鉴。首先,其关于经济走廊定义有着明确的论述,并且专门与运输走廊和转口走廊进行了区分;其次,其对六大走廊进行了详尽的路线规划并且适时进行更新,再将每一条线路细分成为若干工程项目;再次,其对私人投资所占比例进行了大致设想,并就贷款主要来自哪些国际金融机构以及如何吸引私人投资参与走廊建设进行了较充分的论述;最后,其还通过定期审议对整个项目建设进展进行归纳总结并对未来重点发力方向进行再设计。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在历经变故之后方才上路,建设进度和规模远不及中方预期,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第一炮,其并没有我们期待的那么响亮。然而退一万步讲,就算第一炮是个哑炮,也不意味着我们就放弃了第二炮、第三炮;就算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长期陷入巴国内政治泥淖,也不意味着我一带一路建设要偃旗息鼓。只要我能够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吸取必要的经验教训,在未来更广阔疆域内的一带一路建设中少走弯路,也算是中巴经济走廊发挥了重大的积极历史意义。
作者梁桐,《经济日报》驻巴基斯坦记者